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截至5月7日，全球感染人数已经突破380万，超过212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影响。全球范围的停工、停产和供应链的停滞使得各国经济都陷入困境[2]。不过，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疫情给一些领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疫情加速了全球原有产业链体系的重塑，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发展数字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飞跃，它将会涉及社会治理、宏观经济、企业经营、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从社会经济总量来看，每一次大的文明飞跃，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会有数以十倍、百倍计的提升，数字经济就是数字文明时代人类创造财富的新模式。这不同于传统的依赖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运营基础是数据，数据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治理之本、财富源泉。基于数据资源，传统产业的生产资料将发生改变、产品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商业模式也会不断创新，从而走向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
一、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加速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把数据纳入了生产要素的范围，从而为全面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见》指出，要用市场化配置来激活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明确了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解决的基本问题，涵盖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若干关键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社会数据价值提升、数据治理科学规范、数据价格市场调节、数据产权交易机制等。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理论和实践都还不够完善的时候，国家及时推出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对我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数据成为要素并能够进行市场化配置，为各行各业利用数据资源创造价值奠定了基础。当数据作为一种与土地、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时，企业需要思考引入数据要素后产业生态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各成员的消费方式、交易方式，以及产品可能具有的数据内涵、服务模式变化等，并基于此创新数据要素驱动下的盈利模式。建立在数据要素基础上的企业，经营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同时还要在数字空间中创造价值。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地产商提供给市场的将不再只是一栋栋高楼，而是还包括楼宇中每一个房间的数字化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新型房地产商业模式。
二、数字经济需要建立与数字生产力匹配的数字化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中。目前全球主流的生产关系仍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分工协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当今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不断涌现，形成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全球经济转型，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能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过程。当前，旧有生产关系下的全球经济发展已经显现了诸多问题和矛盾，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得社会向着透明、诚信、公平的方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立足于层级社会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造成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在中国的产业生态中，原有的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使得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创造匹配“大智移云区”（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已经势在必行。匹配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应具备如下三个基本特征[3]：
1、数据透明。大数据时代在技术上拥有了海量数据，但依然难以在管理上建立产业生态内的信息透明。而信息不透明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权力寻租，或者行政者的不作为，从而极大影响市场的公平性，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进一步导致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新经济布局，必须要以促进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透明为基础，才能更好实现数字化转型。
2、全员可信。全员可信是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个主体（政府、企业、个人）都是可信的。缺少信任机制，就会导致市场分配资源失去公正性。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互联网的布局，其核心应该是信用，而不再是流量。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在各个产业生态之中建立数字信用体系，为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生产关系提供保障。
3、身份对等。不同于工业时代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数字化生产关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对等的。数字技术促进了个体在网络空间的身份对等性，从而让人类社会走向基于透明和可信的充分释放个体创造性的公平社会。从经济视角来看，利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保证参与者的对等性，有助于最大限度释放每个参与方的创造力，从而为整个经济生态创造最大化的价值。从个体角度而言，一旦每个个体都能对等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个体的创造力将不再受传统岗位的限制，从而能够贡献更大价值，释放“智慧人口红利”[5]。
三、释放数字消费是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动力
数字经济一定是市场化的，政府需要通过市场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企业应该看到，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价值远远大于成本。然而，如果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市场消费模式中，是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数据已经成为资产、并有相应的交易机制之后，每个传统产业都需要激活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看到转型的价值所在。
数字消费是指人类社会针对商品的数字内涵而发生的消费[6]。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单一的工业品、提供单一的商品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无论是工程机械还是日用百货，都需要具备以数据和链接为基础的数字内涵和文化内涵。住房需要为居住者提供大量的数据而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汽车需要为乘客提供与数据链接的平台而不只是代步工具；服装需要成为获取健康数据的重要载体而不再只是为了美观……无论是在2B市场还是2C市场，当产品被赋予了这些数字性能之后，其消费模式就会发生重大改变，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愿意为产品的数字属性买单的潮流，从而给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成长空间。
所以，如何创造和释放本产业的数字消费，是企业思考数字化转型模式的第一出发点。企业要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创新由大数据、可信、链接、智能等特性带来的消费新模式，并利用新市场规律推广这一消费模式。国家通过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措施，为释放数字消费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环境，随着全民信用体系的建立，数字消费的创新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在为传统产业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促进大量数字经济新模式的出现。
四、产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疫情中，传统产业一片萧条，而互联网产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网络空间不受物理隔离的影响。疫情让所有人都深刻认识到，数字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不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必然同时孪生于网络空间之中[1]。网络空间同样也是社会的巨大市场，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经营的重要环境。占据这一市场空间的不只是消费互联网，还包括以全产业链协同整合为目标的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包括终端消费者）的互联互通，改变数据采集、流通和使用的方式，通过为每一个环节提供可信的数字赋能，改变每个环节创造价值的方式，并最终改变产业生态的运转方式。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工产业内的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进而提升整个产业的价值[4]。产业互联网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基于产业数据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价值，释放终端的数字消费潜力，用数字消费带动产业互联网价值的提升。
1994到2019的25年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核心是利用网络广覆盖的传播特性，在每个人群关注的领域获取流量，再用各种传统的方式把流量变现。这种以流量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可信的交易环境。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信用，是用技术手段保证产业互联网生态内的可信性，并依托这种可信性建立产业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产业互联网的构建需要一个公平、可信的软硬件环境，区块链技术也就成为了构建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支撑技术。建立产业互联网仅仅靠一两家企业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或龙头企业的带头，这也是实现产业互联网的难点所在。
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并准备在全社会建立数据要素确权交易的市场机制，这将会为中国经济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基础。从数字化生产关系来看，中国所倡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都有助于打造新经济环境下符合数字生产力需要的数字化生产关系[8]。同时，通过大量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试点数字人民币，中国进一步加快了数字经济的布局。产业互联网是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国有企业在产业互联网构建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从这几个层面来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但仍任重道远，我们还需要充分理解和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政策精神，狠抓关键技术，重视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创新[7]，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打造产业互联网示范工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数字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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