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6日，由四川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承办的“四川省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企业家研修班”正式开班。共有来自全省10余个市州的数字经济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30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
本次研修班的目的是为更好地充实四川省企业家数字经济知识储备，全面提升实践实战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传统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省“5+1”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后劲和动力。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国家发改委《中国信息界》杂志社社长兼中国信息界发展研究院院长尚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孟春、德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泽球、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谭昶、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人工智能总监廖军、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中心主任周涛、《智慧中国》杂志社副社长杨韵江等知名专家受邀在研修班授课。
培训期间，研修班师生共同深入学习和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部署，并重点围绕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现状，以及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学习交流了浙江、贵州、山东等地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和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案例，研究探讨了推动四川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培训会上，《中国信息界》杂志社社长兼中国信息界发展研究院院长尚进博士以“数字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做了的精彩的学术报告。
△△尚进博士正在进行授课△△
开篇中，他首先分享了当代国际知名社会经济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教授的一段话，作为其对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理解：“数字信息时代从来就不是一件关乎科技的事情。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关注这个社会转型。换句话说，信息时代里真正应该注重的，是如何通过“科技”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趋势中密不可分的核心要素，来驱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和进步”。他指出，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普遍重技术、轻内容，重形式、轻应用，重概念、轻落地等现象，很多决策者和企业家们在没有搞清楚数字经济概念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结果却不尽人意。
随后他从“数字经济概念与内涵”“数字经济颠覆与创新”“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数字经济与中国崛起”“中国数字化转型困境”“如何推动数字化转型”等六个方面向学员充分地介绍和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国内外发展历程，并系统地梳理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员的充分认可和一致好评。
尚进博士在培训中指出，数字经济的起源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当时，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发明成果之一，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在这种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组和提升。尽管相关讨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展开，但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危险》一书中，率先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式命名为数字经济，并解释说，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将以数字的形式表示，如'0'和'1'，并指出对于数字的有效管理，将会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力，这也成就了他“世界数字经济之父”的名誉。
宏观层面上看，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阶段的经济形态，它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知识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现代通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为关键抓手，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方向的新经济形态。微观层面上看，数字经济是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全面数字化的全新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并借助新技术的融合，进行的交易迅速增长。而数字经济主要研究的生产、分配和营商环境建设等都依赖数字技术的商品和服务支撑，因此，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本身运转良好，将会创建一个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多赢的局面，同时也加速重构了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全新合作形态。
尚进博士指出，总体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是对工业经济的一种完美继承和扬弃创新，在推动的传统工业经济进一步升级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新的价值，奠定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同时，他指出，数字经济是对整体工业经济的一种全面颠覆与创新，数字技术正在深入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在实践层面上，有六个方面的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建设贡献尤为突出，包括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分享经济、智慧城市、数字娱乐和网络安全等。
随着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入快车道，数字经济的议题也在全球范围形成一种“共识”，各个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助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中发达国家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战略制定最为系统和全面，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健全的工业体系。而以新加坡、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体系发展并为充分完成，加之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往往形态各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总体上看后发优势明显，在制定战略方面也更加有所侧重。
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力较大等挑战。整体发展上，尽管各地都有亮点，但始终没能形成统一范式，因此各地推进的广度和深度存在明显差距。虽然国务院办公厅也在积极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但是各地的进度不一，理念和认识等也有差距。沿海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发展普遍较快，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城市落后比较明显。从实践层面上看，目前政务数据还很难与企业进行分享，能够降低社会运营成本，提高社会运营效率，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发挥数字经济价值的数据还没有开放给市场。此外，数字经济产业整体规范性不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踌躇不前、主动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技术能力不够、参与全球治理程度不深等问题都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挑战。
在如何推动数字化产业转型方面，尚进指出应首先需要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优势，然后应充分把握新旧动能的有效切换；与此同时要注重优化产业价值链的结构，加快传统服务模式创新，并关注培育新兴数据市场，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最终通过促进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和促进新型业态快速迭代升级等方面推进工作。
最后，尚进博士在总结时呼吁，数字经济是驱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一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与此同时，一定要充分学习和理解数字经济的历史，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要单纯将数字技术革新等同于数字经济发展，否则将会把数字经济发展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在广大学员的强烈要求下，尚进博士同意与“数字经济决策参考”公众微信号独家分享了此次报告的PPT原件内容，期许与本次培训的学员和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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