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 5G是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引擎

　　近两年，关于我国要发放5G商用牌照的传闻此起彼伏。6月6日，终于“官宣”“石锤”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发布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

　　进入5G时代，我们的生产、生活会有什么改变？5G来了4G怎么办？5G时代遇上数字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5G商用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我国5G的商用会打开什么样的国际合作新局面？5G来了，6G还会远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记者专访了业界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希望他帮读者答疑解惑的同时，他的见解可以为我国实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指明方向。

　　记者： 6月6日，千呼万唤的5G终于出来了：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颁发了5G商用牌照。那么，5G来了，4G怎么办？我们的生产、生活会有什么改变？

　　邬贺铨：5G商用一定从城市的热点地区开始，然后再扩展对城市的覆盖，并延伸到周边的地区，要达到4G现在的覆盖范围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4G商用多年，截至目前，还没有达到100%覆盖的程度。而5G刚颁发商用牌照，不可能短时间赶超4G的覆盖率。中国5G提速还有诸多瓶颈，芯片和操作系统等基础核心技术需提高自主可控水平，毫米波频段的产业差距需尽快弥补，毫米波频段原已分配的其他应用还需要协调，以便为5G腾出频率空间。因此，5G要大规模商用，预计还需要8-10年时间，4G依然很有市场。另外，除了技术之外，5G商用也与资费模式有关，一个让百姓接受的资费价格是大规模商用的前提。

　　至于5G的到来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其实，5G也好，人工智能也好，这些都既有面向消费者的部分，也有面向产业的部分。面向消费者，中国有14亿人的市场，人们总是要衣食住行的，需求永远都存在，而且需求是无止境的。根据马斯洛模型，人们不仅限于衣食住行，还有更高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消费互联网不仅是买东西，还有教育、养老、医疗、文化等，而这部分需求通过5G更好的高带宽，可以让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远程医疗、智慧交通、运程在线教育等真正得以实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

　　原来有个提法说“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社会上不止消费，还包括产业。未来5G更重要的应用，应该是产业上的应用。

　　记者：您提到产业是5G 更重要的应用，那么，哪些产业是5G的应用场景？另外，十九大之后，大家都提数字经济时代，现在5G时代出来了，您认为，5G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

　　邬贺铨：移动通信的发展从1G到4G都是面向个人的通信，但5G不仅带来更宽的带宽、更高的速率，5G更大的发展在于它所定位的应用场景、产业应用和大量未知的应用创新。

　　5G的产业应用场景主要应定位两类：一是低时延、高可靠。主要面向的应用目标是高铁，未来要保证500公里时速下流畅的通信。另外是实现车联网，将来利用5G帮助我们避免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此外，现在比较时髦的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不仅依赖于高带宽，还要延时少，未来AR、VR蕴藏巨大的产业应用；二是低功耗、大连接。5G的目标是一平方公里支撑100万个传感器，物联网节点能连到网上，这是非常高密度的大连接。在节点上，之所以要面向物联网，这是为了适应工业4.0、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需要的大规模的传感器。而现在的物联网一般都是碎片化的，未来智慧城市需要实现大片连接，5G可以支撑起这类连接。

　　除此之外，5G可能还会有很多创新应用。就比如在3G时代，没人会想到微信会在4G时代被如此广泛的下载使用。同理，在5G时代将会诞生哪些超级应用也未可知。但是，未来5G不仅要适应人的通信，一定还要适应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目前，5G的工业应用还将面临挑战，挑战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行业间的壁垒，需要垂直行业的紧密合作。另外，对于运营商来说，之前的业务主要面向广大用户，具有共性特点，而未来发展5G工业应用，将面临着不同行业乃至同一个行业的不同企业，都有着个性化的诉求，因此，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讲，网络的质量和速度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因此，不论是从对网络质量和速度的影响，还是创新应用来讲，5G都将是我国数字经济重要的新引擎，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和国家的影响十分可观。有咨询公司预测，5G到2035年将引领全球经济产出增加4%，规模高达12.4万亿美元；如果将这一数字换算成GDP，那么就是全球增加值新增7%；全球5G产业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预计从2020年至2035年间，5G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相当于与印度同等规模的经济体；到2035年，给中国经济带来约1万亿美元的增长，增加就业大概1000万人。

　　记者：您谈到未来5G以工业应用为主，在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的进程中，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工业互联网建设，您认为，未来我国互联网的方向是什么？工业互联网该如何发展？

　　邬贺铨：中国用了25年走过了发达国家50年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但“50岁”的互联网面临着“中年的烦恼”。2018年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约60%，移动互联网占网民比超过98%，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目前VC/ PE（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已不看重向App类项目投资，移动互联网似乎风头不再，前几年发展势头十足的一些互联网新业态，如某品牌的共享单车，现在活成自己都不愿看到的样子。

　　互联网“中年危机”的另一面，是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激活了网民对短平快新业态的追求，提速降费减轻了宽带上网的资费压力，短视频、小程序、头条等兴起，但仍难当互联网新业态的大任。此外，我国消费者电商发展领先，但企业电商、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的发展滞后，是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机会，但需要新动能和新模式来破解难题。

　　而被看作是互联网下半场的工业互联网目前刚起步，其新动能还不足以弥补消费互联网动能的减弱，现在正处于互联网发展的新旧动能接续期。

　　而目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第一，工业互联网中的企业具有个性化，不像消费互联网具有很大的共性，不易统一管理；第二，消费互联网面向全球，易于标准化。但是工业互联网中的企业内网连接设备多样，标准化难度大；第三，工业互联网门槛高，工业互联网涉及的生产设备多种多样，业务链条长、模型复杂；第四，工业互联网在性能上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快速响应、高可靠和安全性兼备；第五，工业互联网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既懂技术又懂企业生产流程的人才。

　　虽然存在这么多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工业互联网现在就不能启动。工业互联网的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任何阶段启动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重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

　　发展工业互联网要有新的思路。互联网的灵魂是创新，对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都一样，但是并不等于消费互联网的模式思维完全可以用到工业互联网上。首先，实施主体不一样，工业互联网需要更多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支持，发挥主体作用的还是实体经济的企业；其次，生态也不一样。消费互联网依靠手机、IOS和安卓操作系统，构建一个App Store的平台，开放的支持第三方App。而工业互联网缺乏类似的平台和工业App。所以多数企业认为，工业互联网看不清、摸不着、叫得响、热得慢。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传统企业不够积极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从技术本身来看，还未做到完全支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除了最基本的技术支撑条件，还要满足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要求，这其中有很多的优化工作要做，特别是跟工业的技术融合。

　　5G将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发挥很大的助力作用。到2035年，工业互联网会占5G整体收入的80%。进入5G时代，工业互联网需要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等相结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5G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比如：南方电网利用5G承载电网的配电业务；青岛港成为全球首个5G智能码头；荷兰壳牌炼油厂采用5G机器人巡检油管；瑞典沃尔沃建筑公司应用5G遥控深井作业；商飞利用“5G+AR”辅助飞机装配等。

　　未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等的协同融合将点燃信息化新时代的引擎，为消费互联网向纵深发展注入后劲，为工业互联网的兴起提供新动能。

　　记者：近年来5G一直是国际性焦点，据悉，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早我们一些时间开始了5G商用。您认为，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如此重视5G？我国5G的竞争力如何？

　　邬贺铨：全球之所以如此关注5G，一方面在于5G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引擎；另一方面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感受到5G时代中国对其科技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如果说3G时代，中国才刚刚开始“露头”，那么5G时代，中国已经在标准化和产业推进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令发达国家感觉其科技地位受到了威胁。正因为如此，在全球5G商用大幕开启的关键时间节点上，5G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制高点”。

　　韩国比美国提前2个小时发放5G商用牌照，但其开始时只有6个终端，而且它的5G只能提供宽带，并不能提供5G其他能力；美国5G采用的是高频段，也叫毫米波频段。这种传输的距离比较短，而且容易受到树叶、建筑物的影响。另外，韩国和美国的5G网络基于原来的4G网络，靠5G的基站与终端得到宽带的业务，但无法充分发挥高可靠、低时延和大连接等特点，所以效果没那么好，系统也不够稳定。

　　如今中国5G商用跟发达国家同步。而且，我们的商用条件比美国、韩国等国家都要成熟。这是因为：第一，华为相比其他的供应商，基站更成熟、更轻便、功耗较低。目前，华为5G基站对外发货已经超过10万个；第二，华为已经生产终端了，芯片也是自己的，而且华为占到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总数的30%以上，竞争力相当突出。

　　5G，我们并不是全占优势。中国5G领先是在6GHz以下频段，该频段的系统和终端都走在了全球前列，而在毫米波频段，目前我们还是落后的，美国和韩国相对领先。我国5G在特定领域的领先，得益于多年来的厚积薄发，尤其是3G时代的积累。我们在发展3G时，提出了自己的TD-SCDMA标准，但发达国家都因为抵制而不生产相关设备，促使中国从芯片、终端、基站、仪表乃至网优软件做起，从而为移动通信产业链的建立打下了基础。3G时代的积累，证明了中国不仅可以提出技术创新的方案，而且也最终能够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创新的士气，相应的也为5G的技术积累、产业培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中国拥有非常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也是中国5G得以领先的重要原因。巨大的市场带动了移动通信产业的整体发展，成就了今天在全球通信设备制造领域排名第一的华为以及其他诸多在市场上领先的终端公司。与此相反，国外昔日的通信设备制造巨头们，纷纷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失去了领先位置。

　　美国“实体清单”事件凸显了5G的重要性，我们既要坚持自主创新，也要坚持改革开放，政府在营造更好的网络建设环境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实现5G产业化发展、建设数字经济和网络强国任务艰巨、使命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