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说过，有了大数据就可以计划经济。这个是不靠谱的，但是我认为在解决政府监管市场方面大数据还是有效的，包括监管腐败和制度腐败，因为地方现金流完全可以监测出来。”2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报告发布会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孟天广针对当今中国的政商关系表达了上述观点。
人大国发院在此次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报告中指出，在全国285个城市中，东莞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第一。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除了直辖市北京，前十名的城市几乎都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只有邢台是唯一的华北城市；按省份比较，上海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在全国排名第一，北京其次，浙江省在各省中排名第一。
政策建议方面，该报告认为，处理好中国的政商关系应从加强对各地推行“简政减税减费”政策的监督力度；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效率。政府部门应该树立一个理念：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外等方面入手。
孟天广表示，政商关系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高。但是，这个领域难以推进，因为国家税收是由中央确定，地方没有发言权，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开发区，开发区内有特殊的税收优惠，但实际税率差别依旧很大。
“另外，我认为互联网的正外部性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马云说过，有了大数据就可以计划经济，这个是不靠谱的，但是在解决政府监管市场方面大数据还是有效的，包括监管腐败和制度腐败，因为地方现金流完全可以监测出来。其中有工商税务登记的数据，就是监测官员调动所带来的白手套。比如说，识别哪些企业是白手套，就看官员从江苏镇江调到云南的什么地方，多少企业跟着他去了，然后在那里注册，注册以后这个企业就成为了僵尸企业，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或许也可以提供一个信息的测量。”他说。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资料图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孟天广发言内容的摘录：
目前，建立“亲”和“清”的健康政商关系是有余地、有空间的。十八大以后，政府一直实施这两个抓手。“亲”本身就是在讲政府放管服的改革，即政府行政改革，虽然已做了很多的改进，但是在全国层面的执行依旧存在问题。“清”就是反腐。政府在把反腐和放管服的政府改革结合起来之后，下一步就是把它深化推进下去。这两个改革过去是分开做的，不同的领导、不同的社会推进，由于“亲”和“清”二者关系密切，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其合力会起更大的作用，所以未来应该结合起来。
在政府对企业服务方面，我认为使用公共投诉的数据不太合适，而企业起诉政府的胜诉率的高低可以作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的高低。另外，企业税负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非常难测量。而政商关系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高。但是，这个领域难以推进，因为国家税收是由中央确定，地方没有发言权，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开发区，开发区内有特殊的税收优惠，但实际税率是差别依旧很大。
很多小地方一般根本不敢告政府，往往越是清白的地方政府越容易被告。事实上企业起诉政府也可以看胜诉率，从中看出企业的特点。企业的税负其实非常难测，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政商关系最主要的，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高。这个领域非常难以推进，我们国家的税收是中央定的，地方的发言权很小，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区，这个范围内可以有些特殊的税收优惠，实际税率是差别很大的，但是你很难测到。
我觉得在提政策建议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法制化、制度化提得更高？因为其它具体的点都可以，不管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个人觉得互联网应该是大有可为，主要因为我是研究大数据的。为什么大有可为？主要是因为互联网能够提供信息不对称解决的办法，我们现在在建国家大数据中心，这是发改委负责来建，2020年就要建成，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央要直接了解地方微观经济运行的数据，通过这个去估计和评价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社会性的状况，标识也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让政商关系的一些环节和流程，比如服务程序可以在线办理，包括政府或者企业需求，这些可以在线进行交换和共享。过去在很偏远的地方，很多信息都是有选择性地提供，跟我关系好的我告诉你，省政府也用了一个优先资格政策，但是当地在这个方面可以做到非常及时的信息传递或者扩散。
马云说过，有了大数据就可以计划经济，这个是不靠谱的，但是在解决政府监管市场方面还是有效的，包括监管腐败和制度腐败，因为地方现金流完全可以监测出来。其中有工商税务登记的数据，北大国发院的团队也在做一个研究，其实和您这个有点类似，就是监测官员调动所带来的白手套，识别哪些企业是白手套，就是看官员从江苏镇江调到云南的什么地方，多少企业跟着他去了，然后在那里注册，注册以后这个企业就成为了僵尸企业，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或许也可以提供一个信息的测量。
我认为互联网的正外部性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发改委负责的国家大数据中心，2020年将建成并投入使用。这大数据中心是方便中央能直接、快速了解地方微观经济运行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去估计和评价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社会性的状况。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将政商关系的一些环节和流程等在线进行交换与共享，比如服务程序可以在线办理以及政府或者企业需求。大数据在解决政府监管市场方面是有效的，通过检测地方的现金流，可以监管腐败，并杜绝制度腐败。
政治学在政商关系的研究方面有着长期的传统，重点会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互动，它们彼此之间资本和要素的交换；二是官和商的关系。如果从“亲”和“清”的关系来讲，官员和商人的关系需要慎重看待，要清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必须发生的，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组织进行频繁的互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理顺、要强化、要做大，但是对一些私人性的关系要进行干预，包括政策的引导和规范。
今天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谈看法。过去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也有一些学术积累，但是总体来看，政商关系不管怎么评估和分析，对政府来说都是要规范或者用一些手段来调节，总体上还是要理清楚。“亲”“清”是两个原则，但是它们的边界是什么？现在还是没有，但在学术上，政商关系需要一个框子来定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冗余的，哪些是有为的。简言之，政府和企业有互相需要的要素，政治学当中通常把政商关系看作两个东西：一个是对企业而言，政商关系是企业的资本，也是产业创新的资本；另一个是对政府而言，政商关系是一种渠道和机制，实现自己想要的政策目标。归结起来，这些方面发生的政商关系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企业需要从政府手里拿到审批、各种各样准入的证明和许可，这些其实是合理、合法、合乎市场经济逻辑的。再就是要素的配置，因为政府控制了很多要素的分配权，比如金融资本的融资、国有资本的运营和处置权，政府还可以提供配套，这都是政府应该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再就是信息，政府要释放支持和扶持的信息。另外，政府也需要企业的投入，政府需要企业投资营商，需要企业合理合法的纳税，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秩序的建设有贡献。
这些方面应该都是合理合法，是符合“亲”“清”要求的，但超过这个之外就要进行评估。我发现很多地方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市级政府喜欢搞对标，如北京和大连对标。这种做法是有引导性的，因为通过对自己的评估以及对标对象的评估可以找到合理的目标。
我做的另一个指标会在5月份发布，可以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政策建议。实质是一个工具箱，通过经济学的算法把中国所有的城市自动配对，对于每个所研究的地级市，我们都找在经济、人口和中央的政策关系最接近的十个城市，作为对标城市。在具体指标的测算方面，总体上是符合“亲”和“清”，能提出比较具体的建议。未来的研究目标是贡献一些数据，比如政府对企业关心程度的指标。
各地政商关系的规范多是地方层面的，在2017年中国社区的地级市已有立法权，去年一年通过了两万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比如天津就有自身的政商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性法规里体现的良性政商关系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因为是法治化的，并且有程序和保障。虽然现在产权保护是很难测得，但是规范或者法治化能够提供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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