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观数智库创始人涂子沛作为嘉宾参加数博会“对话大数据时代”活动，和《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涛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一起，就大数据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巅峰对话。
对反恐而言，数据就是证据!
胡一虎：之前美国政府在追捕本拉登中，大数据平台扮演非常重要的情报分析角色，假设没有情报分析帮助，很难掌握本拉登等人在哪里。有了大数据以后，国家的安全会不会受影响?
涂子沛：为什么数据在反恐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因为数据是对事实、客观世界的记录，就此而言，数据就是证据。数据在治安、反恐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我们是在千千万万数据、信息当中，把一些数据变成信号，然后去核实这些信号。比如，一个恐怖分子经常旅游、变迁住址就是一个信号，购买爆炸物也是一个信号。无数信号叠加后，就可以判断，他出了问题。
胡一虎：我联想到埃及航空。有很多西方媒体就说，对乘客进行登记和大数据分析，有没有跟所谓的恐怖分子有关联?用这样的思维，会降低未来发生恐怖袭击的机会吗?
涂子沛：大数据一定会让国家更加安全，但是前提是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国家。
胡一虎：假设发达国家大数据技术特别好，那么在技术上比较差的国家，很可能会受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制约。
涂子沛：我认为结论是正确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这也是要培养大数据人才的原因，安全的竞争就是技术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
隐私已半死，要法律来做人工呼吸
胡一虎：对于如何让大数据跟反恐、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强化，舍恩伯格的看法是?
舍恩伯格：前面几位已经都说得很好了。我想关键在于拿尽量多的数据，用非常智能化分析，放到一个大背景下讨论，关键必须明白我们是面对一种博弈。我们希望获得多少安全，我们希望存在多少自由，这是一个博弈、取舍。
我说的自由，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自由，而是消费者和大公司之间的自由关系。
比如，亚马逊前几年做了这样的探讨，来衡量我对某种产品的偏好。如果他认为我很喜欢，会显示更高的价格。这是一个例子，可能有些公司不会做这样的决策，但有些会做。后面几年大家反对以后，亚马逊推翻了这样的做法。多少自由、多少方便，需要消费者在方便和风险之间平衡。
周涛：第一点，每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这方面的尝试都会失败;第二点，我们希望未来但凡一个企业，非常恶劣地使用个人隐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给予他重处。
这个光靠法律没有用，涉及到知识、信息这些比较虚拟的东西，立法基本上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具体怎么通过技术、知道所有隐私数据在哪个点、哪个线被泄露，把这个信息交给法律机关，才能让法律真正可以执行。
涂子沛：刚刚谈到，法律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我的观点恰恰相反，隐私确实半死，需要法律续一口气。今天，隐私问题是一个崭新问题，人们从来没有去解决过。
为了获得更多反恐信息，要检索大量信息，可能侵犯你的隐私，但是这个隐私是牺牲给了国家，这没有问题，这是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全。但我们今天看到是隐私牺牲给了大量的公司、商家，这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是，我们极度需要立法，规范商家的行为。
技术只是辅助，立法才是根本
胡一虎：原来好多报道，人在40岁后，邮箱里莫名其妙经常收到很多推销“伟哥”的邮件。我不希望这个东西出来，把它删除，能这样保护吗?
舍恩伯格：孩子不断成长，一直希望买更大的衣服。我的孩子已经6岁，还买尿布的话他肯定不高兴。
隐私也是一样，随着数据不断增长，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现有关于保护隐私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增加，甚至可能要有不同的角度保护隐私。数据如何使用?我把我的数据完全保护起来，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流传到互联网，因为你们会拍我的照片，放上互联网，这是我没办法控制的。
没有因果性的相关性毫无价值
提问者：我注意到舍恩伯格过去演讲提到，大数据改变了一种思维，我们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和你所说是不是一种矛盾?
舍恩伯格：我不是说去寻找这个所以然没有用，我实际上是说，有时候要知道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难，有时候你以为了解了，实际上你并没有了解。简而言之，我不是认为寻求因果关系是愚蠢的、没有意义的，我说的是，不要总以为找到这个原因很容易。
涂子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谈到，只关注这个相关性，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糊相关，不注重精确。但是，大数据时代不是，没有因果性的相关性是没有价值的。
从数据看，贵阳这个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可能跟硅谷刑事案件发生率都有相关性，但是经不起因果关系的推敲。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因果性，不能被相关性所迷惑。如果被相关性所迷惑，大数据会给我们带来汪洋大海的相关性。
周涛：首先，我同意舍恩伯格和涂子沛想法，追踪因果，是科学的最终精神。相关和因果之间不是互相敌我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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