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浏览互联网时，一定要避免在凌晨2点和4点之间上网，远离提供快速贷款的网站，而且要注意不要太频繁地更换手机。还有一条很好的经验是为你的办公室订购窗帘，而在网上购物的时候，选择购买潜水器材而不要选择摄影器材。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选择都可能影响你的信用评分。而你的信用评分将由中国各大互联网企业正在测试的多个实验性质的算法确定。这一评分有朝一日可能影响到的事情，将远远超出你获得贷款的能力。一些人认为，它可能会决定你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以及“良好”公民身份的资格。
新的评分系统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一项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大对数亿中国人的放贷力度。这些中国人想获得小企业贷款或消费信贷，却没有抵押品或融资历史。
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从企业贷款到零售信贷的各种贷款的公司，正依赖于互联网搜索历史和移动电话购买等“非传统”指标，帮助确定谁的信用可靠。多家民企承认，凭借中国央行去年发放的开发试验性征信系统的许可证，它们可以访问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记录。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向企业发放了8个许可证，其中既包括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这两家最大的互联网集团，也包括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这家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这类信用评分不仅正在成为获取贷款的途径，还被广泛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活动。更高的评分能让你在机场安检时走快速通道，更快获得外国签证，甚至还能帮助你收养宠物。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项目还打算最早在2020年把一些算法应用于所有这些数据，不仅评估公民的信用可靠度，还将评估他们的总体“诚实”和“可信任程度”。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努力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人确切知道新的模型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会用到哪些变量。有关该计划的一份措辞晦涩的纲要表示，其意图是“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并声称其目标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光华管理学院(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专门研究信用风险的教授王志诚表示，该项目诞生于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他说：“人们不认为信用或诚信是重要的。这正是这个（更全面的国家）体系的用意——提高不道德行为的成本。”
不过，他说，基于大数据为人们评分也许并不容易——中国的互联网充斥着伪造的数据、简介和交易。
“中国距离真正为每个人打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想这么做，就必须提高这些数据的准确性。目前的情况是‘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也是垃圾’。”
实验室的小白鼠
批评人士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正迅速成为一个实验室。在这里，大数据遇上了“老大哥”：技术进步与利益驱动的民营企业、威权的政治及薄弱的公民自由相结合，正在催生出一种有毒的组合。一些人表示，如果没有制衡，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能被用于根据“爱国”标准（比如是否购买进口产品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内容），为每个人的公民“表现”打分。
北京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主管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表示，该体系似乎旨在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明的一个重要目标：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提升公共道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她声称“社会信用”评分的目标，是要重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中国常见的那种个人监视。当时，在毛泽东体制下，每个人都有由工作单位保持的档案，每个居民区都有好事者不断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报告给有关部门。
更高的流动性及权力下放意味着，中国的“档案”系统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记录。不过，各大互联网集团对中国网民收集的大数据，也许会是一个十分接近的替代品。根据政府去年的最新估计，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68亿。
对中国政府来说，采集这类数据已成为一项首要任务。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多个区级地方政府已设立了“数据统筹局”，旨在成为将邮局和数据池合为一体的机构，集中保持数十甚至数百个数据库。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政治讲师罗吉尔?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表示：“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人们的手机……还有智能手表正在生成所有这些数据，政府想，‘嗨，我想要一部分数据’。”
政府安全部门已经拥有被称为“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的庞大的互联网审查和监视机器，监测和封杀有关新疆民族问题或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社交媒体帖子。
克里默斯坚称，现在就对新的“社交信用”体系做出评判还为时尚早。该体系似乎把大规模监视与算法结合起来，旨在确定社会行为与互联网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他说，尚不清楚中国政府的这个项目和民企实验性的信用评分项目——阿里巴巴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和腾讯正在实施的项目——有没有关联。
‘信誉良好的人’
对于这些民企信用评分以哪些数据为依据，人们有很多疑问。使用腾讯数据计算信用评分的P2P放贷公司信而富(China Rapid Finance)表示，其利用网上购物数据确定借款人的信用可靠度。根据该公司的评分系统，潜水装备有利于提高信用评分，而摄影器材则不利于信用评分。运营芝麻信用的阿里巴巴集团关联公司支付宝(Alipay)推出的智能手机应用告诉用户，他们购买的机票或他们在线预订的旅馆都会影响他们的信用评分。此外，该应用还表示“我们会综合考虑你在人际往来中的影响力及好友的信用状况”确定这一总分为900分的信用评分。
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一位发言人否认好友评分会“影响你自己的芝麻分”。但另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名高层人士指出，在为用户评分时，考虑个人的网上人际关系是合理的。
在被要求解释信用评分算法时，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名高层人士表示：“我们可以假定，信誉良好的人结交的也是信誉良好的人，可信的人在网上结交的也是可信的人。”
民企的信用评分算法缺乏公开信息，这引起了分析人士的好奇，他们质疑这些系统对其主要目标——预测违约——有任何用处。
北京迈博瑞咨询(Marbridge Consulting)主管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s)表示：“当我提到信用打分时，我想到的是还贷能力。而在部分这类企业眼中，它们似乎认为目标是更为广义地评定用户品质。”
牛津大学的克里默斯表示，这种信用评分系统代表着两种乌托邦式愿景的混合，一种是硅谷的愿景，一种是中共的愿景。
他说：“中国政府、中国互联网企业和硅谷似乎同样在致力于以一种家长式的方式改善人类状况。”他提到一类迅速扩大的书籍，其典型代表是2008年出版的《助推》(Nudge)，该书称，科技可以创建基本上难以察觉的种种激励，推动人们改进自身。
他说：“硅谷和北京都有这种看法，认为我们可以用技术塑造或重塑各种激励，促使人们改进行为，而‘改进’的定义由‘我们’决定。”
数据熔炉
克里默斯声称，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起点是这样的做法：智能手机对爬楼梯（而不是乘电梯）的所有者给予奖励；以及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的用户通过评定其他人的评论来成为“可信评估者”。
中国并不是唯一希望利用互联网监视威力的国家。美国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2013年的爆料，披露了美国企业和情报机构对某些项目的参与，这些项目使政府能够访问个人数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已开始试验采用互联网数据（比如某人购物的地点）作为评分指标。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种做法已接近于非法的“圈红线”行为：将贫困地段圈上红线，拒绝向这些地段的居民放贷。
对谷歌(Google)、Facebook和其他西方高科技集团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凸显出人们对这些企业持有大量个人数据的不安。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大数据与“老大哥”的合作更加雄心勃勃，这种合作发生在法律的真空中，而且是由威权国家推动，对隐私没有民事保护机制。
中国社会活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胡佳表示：“从外表看，这个体系可能像一种促进信任和提高人们信誉的方式，应该是进步的。但在一个威权国家，他们可获得的信息没有限度，也没有法律保护那些受害者。”
一些涉及的企业（其中有不少企业需要维护自己的国际声誉）正在采取预防措施。获得征信许可证的某企业的一位高管坦率承认：“对于民企可访问的数据类型和无权使用的数据，中国还没有明确法规。”
这位高管表示，作为与中国各电信运营商合作关系的一部分，他的企业可以访问海量手机记录，在使用上也没有法律限制。不过他表示，出于内部对隐私问题的担忧，该公司选择不收集这类数据。
他说：“我们的行为标准比某些竞争对手更严格。”
专长于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的北京律师赵占领表示，相关法律充满漏洞——规范非官方信用评分系统的法规包括了一份需要征求同意的数据列表，但法规没有明确定义“个人信息”，也没有法律界定在网上“同意”是什么意思。
即使是中国大数据革命的掌舵者，似乎也担心其计划的潜在影响。去年，新华社曾援引中国央行(PBoC)征信中心（新的“社会信用”体系将由该中心管理）副主任王晓蕾的话，批评中国对个人数据缺乏法律保护。
她说：“设想一下，个人信息满天飞，但是本人一点不知情，这样是不是有点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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