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摘要：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必争的新产业高地，也是我国畅通内循环、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组织和市场组织、市场监管体系乃至社会治理形态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冲击。实践在呼唤理论界加快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步伐……

　　广州今年要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构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我是这个法规起草工作的召集人，最近作了一些调研与学习，感到要立好这部法规，首先要对数字经济有一个理性的把握。在此谈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数字经济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所谓产业革命，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志，一是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涌现；二是创新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扩散。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最近十几年来，继互联网之后，出现了一批新的数字技术集群，主要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信息以及CPS(虚拟物理系统)等。从组织创新的角度来看，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像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虚拟工厂、以及各种形式的新模式新业态等。

　　这些组织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工厂组织，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边界，形成一种新的“超级工厂”、“超级市场”、“超级农场”。例如我最近考察的广州致景科技公司创立的百布网，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全球最大的布料市场(广州中大布匹市场)一万多家布料批发商、占全国三分之一约60多万台分属于上千家织布厂的纺织机、几百家服装厂与新疆棉田的数据连接起来，对服装上下游产业链各环节的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数据自动实时适配，形成一种颠覆于传统纺织产业生态的新的产业组织模式。

　　这些新的企业组织模式如雨后春笋，还在快速迭代演化，我们还难以用一种通用的概念来描述与定义。从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泛在化了，我们在生活中已处处感受到这种数字化浪潮，几乎找不到哪一个领域没有被数字化所渗透。过去20年提到的新经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主要还是局限于一种新的经济领域，或一种新的产业，而数字经济不仅是数字产业而是一种新的经济型态。所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第二、数字经济底层技术的特点是多项技术融合发展、互为振荡。现在并没有出现像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这样具有革命性的、能引发经济社会质变的通用技术，而是出现了一批通用技术，其中起主要牵引作用的是人工智能。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第三次爆发，云计算的应用不会那么广泛，不需要这么大的算力。如果在算法上没有突破的话，大数据只是数据大而已，像一堆沙子。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云计算以及超算对算力的支持，人工智能新的算法也难以实现。算力成为与电力一样的经济动能。数字经济本质是智能经济、算力经济。多种技术互为振荡过程中涌现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数字技术渗透的领域从过去的商业、消费、传媒、文化领域向工业、农业、能源、建筑、金融、教育、医疗等产业领域延伸。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回顾过去几次产业革命，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变化，是推动产业革命的底层要素和重要基础。如，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蒸汽机革命，出现了铁路、电报、蒸汽船；20世纪初发生的电气革命，出现了钢轨、钢制船舰、电话；20世纪中叶发生的化工革命，出现了无线电、高速公路、机场、航线；当前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的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外，大型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人工智能算法平台、区块链以及各类大科学装置，已成为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

　　第四、数字经济仍然处于技术创新导入的初中期阶段。从产业革命史的角度看，数字经济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但我们现在讲的数字经济主要还是发生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大体上经历两个阶段。1993—2016年这20多年是数字经济第一阶段，或称互联网经济阶段。1993年互联网开始流入社会，1994年登陆中国，开始了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这个概念也同时出现了。美国经济学家泰普斯科特(Tapscott)1993出版的《数字经济》，是第一本关于数字经济的书，预测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比如预测了“电子商务社区”的出现。之后出现“新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等许多概念。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描述了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这20多年诞生了一大批的互联网公司，像我们看到中国的BAT、华为、京东等，美国的微软、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英特尔等。第二阶段是自2016年以后，随着Alpha Go的出现，人工智能真正触动了社会。目前，人工智能、5G、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尚不成熟。如人工智能，目前只是在2006年杰弗里·辛顿等人发表的多层人工神经网络理论的推动下，在深度学习领域方面有所突破，在应用上需要消耗大量的数据和算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大能耗，高成本。5G也只是从2020年开始商用。物联网的应用场景还不多。技术扩散仍然处于技术导入的前中期阶段，处于技术蜂聚的前期。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发生之后并不一定很快导致经济繁荣。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更多是“创造性毁灭”，也就是新的经济动能转换痛苦期。只有技术扩散进入成熟期，新的组织模式基本定型，新的基础设施基本建成，才能导致新的繁荣周期。从长周期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衰退期。

　　第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深层次的历史性因素。一是碳中和、碳达峰战略。这不仅是能源结构的调整，而且是一场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双碳”战略将对各级地方政府设定考核指标和时间表，这将会倒逼整个经济技术体系各方面的走向。而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这是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的现实内在推力。二是大国竞争战略。从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来看，现在是第四代了。第一代是电话电报的出现；第二代是计算机的出现；第三代是互联网的出现；这一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前三代，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没有竞争的能力，甚至没有竞争机会，但这一代我们的差距大体上是一代技术级，约10年左右的差距，是完全有条件、有机会跟大国并跑甚至领跑的。中美科技竞争的主要领域就是数字技术，如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关键部件等。数字经济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是必争之地。这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推力。

　　第六、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数字经济的内涵可以按照“四化一基础”来大体概括，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的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加上数字基础设施。其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据价值化是数字经济的驱动力，数字化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保障。广州的数字经济立法大体按以上逻辑框架布局，并将突出广州的城市特色。

　　第七、广东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深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是如何构建数字经济的创新体系，形成长期的数字技术优势？美国的数字技术主要在加州，中国能与加州相比的区域就是广东。广东发展数字经济，要拥有类似加州的技术优势。实现技术优势就需要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创新体系。我们以往研究创新体系，主要是从区域的角度去讲，如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等，但较少从产业的角度去研究，往往出现系统失灵的问题，在理论方法上是有明显缺陷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内在结构由哪些要素构成，如何构建，需要从数字经济创新链与产业链相互融合的角度来深入研究。

　　二是如何处理“双碳战略”和数字经济的关系？要从广义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理解数字经济的意义。在这个维度寻找广东数字经济的主要切入点，要研究哪些数字经济领域有助于实现“双碳”战略以及由此需要建立的政策法规体系。

　　三是如何处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互动关系？“十四五”规划中“数字化发展”这一篇的布局包括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三部分，这三者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现在各地数字化发展布局侧重点各异，如上海围绕城市整体数字化，在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政府领域布局；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主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即五位一体全方位数字化布局，侧重从数字政府切入。广东把数字经济作为重点，同时如何兼顾其它领域的数字化，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数据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及其法律制度。既然把数据定义为生产要素，就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来考察数据的经济属性，如数据产权、数据资产、数据交易等，这是理论经济学当前需要回答的中心议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问题，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法律规范。

　　五是数字经济的组织形态。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工厂的出现是组织创新的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企业、流水线、泰罗制这样的组织管理模式，大规模制造、集中化、标准化是企业组织的基本特征；数字经济时代，普遍适用的企业组织模式是什么？它的演变趋势是集中化还是分散化？去中心化组织将成为趋势吗？云—端组织、共享工厂、C-M柔性制造、个人即企业、液态组织等等会成为基本组织模式吗？需要实证分析与理论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