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波：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和重点

　　数字人才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资源和核心驱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大量本土企业根据我国“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适合于新兴市场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图 / 视觉中国

　　文 | 陈煜波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和5G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新冠疫情中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突出表现则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数字经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与信息经济的差异何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何不同？下一阶段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哪里？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下一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的内涵

　　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实质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特别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刘鹤副总理在辅导报告里特别指出这“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现，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

　　如果说亨利福特的模型T汽车奠定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乔布斯的iPhone奠定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就像亨利福特没有发明汽车一样，乔布斯并没有发明智能手机。在iPhone出现之前，毋庸置疑市场上最畅销的手机是诺基亚。诺基亚为了满足各个细分市场的顾客，推出各种不同型号硬件配置的手机，将性能做到极致。但是当苹果2007推出iPhone特别是2008年推出iPhone 3G时，就只有一款手机。但一款手机可以满足市场上所有消费者的需求。虽然消费者用的是同一款手机，但每个消费者的手机都是千人千面，高度的个性化定制，靠的不是硬件，而是iOS平台上APP商城里无数个APP开发商开发出的不同APP软件，来满足用户们高度长尾的个性化细分市场需求。如何实现? 数据驱动。

　　APP开发商靠用户下载、使用、评论APP的行为数据，来对APP不断的迭代创新。从此数据驱动的迭代更新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和顾客洞察的基本模式，而苹果也从一个硬件制造商成为一个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的服务运营商，数据成为配置市场资源、帮助生态中各个利益主体进行价值共创的关键生产要素。虽然苹果和诺基亚表面上都是信息经济中的IT企业，但诺基亚是工业经济时代伟大的IT企业，苹果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轻松地打败了诺基亚。同样，马斯克的特斯拉正在用相同的方式变革奠定工业经济时代基础的汽车行业。特斯拉不仅仅是一辆电动汽车，更是数据驱动的智能出行服务运营商。同一款特斯拉Model 3可以满足市场上不同用户完全不同的个性化需求，根据用户驾驶行为的数据，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服务、并进行不断的迭代更新。由智能手机，到智能汽车、智慧家居，到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我们看到数据驱动、平台支撑、价值共创的生产方式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资源配置的主要生产方式。而智能或智慧本质上就是数据加算法。这也正是数字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乃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根本所在。因而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信息化，更是经济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全面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图/陈煜波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

　　根据中国信通院近日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5.8万亿元，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占GDP比例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7.7%。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背后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逻辑。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时，就迎来了数字化。“四化同步”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逻辑前提，也是其他新兴市场发展数字经济所共同面临的市场环境特点。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数字化是在工业化进程之后依次进行的。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使得发达国家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更快地开始数字化进程。事实上，根据中国信通院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2019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达51.3%，而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占比仅为 26.8%。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必须在数字化的同时兼顾工业化进程。然而，“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也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们可以利用适合自身发展环境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在二三十年内迅速完成发达国家一到两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我国数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首先得益于我国政府针对我国“四化同步”的发展阶段推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成功地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不同于资本的规模收益递减效应，数据要素存在非常强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数据量越大越丰富，数据的潜在价值就越高。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系列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比如宽带中国、3G/4G网络建设、提速降费等，成功地将我国的人口红利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数据红利。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到2020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05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数据资源国家，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数字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大量本土企业根据我国“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适合于新兴市场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在没有经历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新兴国家各个行业大多高度分散，市场中充斥着各种良莠不齐的中小企业，诚信与信任的缺乏成为市场交易最大的障碍。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经过一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各个行业都由几家高质量的龙头企业高度整合。

　　这些龙头企业能够利用巨大的规模经济，以低成本高效地提供各种高质量的产品。过去二十年，阿里巴巴、京东等本土的互联网企业，根据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推出了支付宝、京东自营物流等独特的商业模式，成功地利用数字经济的手段解决了需要长时间工业化进程才能解决的市场信任和营商环境问题。这些适应“四化同步”市场环境推出的商业模式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数字化和工业化的同步进程，也是他们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其他新兴市场中能够在与eBay、亚马逊、Uber等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巨头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的深刻理解，推出了适合新兴市场发展环境的政策和商业模式，成功地在全球探索出适合新兴市场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和模式，也为下一阶段我国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未来：从数据红利到数字人才红利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转型正从需求侧逐渐向供给侧、从市场营销向物流、制造、研发等产业链的上游渗透。如果说需求侧、消费端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海量用户带来的数据红利，那么供给侧、产业端的数字化转型更加依赖既懂行业又具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对产业链上下游数据的采集、整合、分析与应用。数字人才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资源和核心驱动力。数字人才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专业技能人才，还应该包括能够与信息技术专业技能互补协同、具有数字化素养的跨界人才。具体而言，如图1所示，从产业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我们提出数字人才可以分为六大类：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产品研发、先进制造、数字化运营和数字营销。

　　我们与全球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经济图谱团队合作，根据我们以上对数字人才的定义与功能分类，在2017年对领英中国当时3600万用户的全样本数据展开分析，发现72万符合我们定义的数字人才。我们分析了六类数字人才在我国的总体分布。从图2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数字人才结构性问题突出，主要集中在产品研发领域，占比高达87.5%，其次是数字化运营，占比约7%，大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等深度分析以及先进制造和数字营销人才加起来5%左右，存在很大的缺口。

　　我们分析了数字人才在各个细分行业的分布，如图3所示，接近一半的数字人才来自于ICT（信息电子与通信）产业。在ICT之外的传统行业中，制造业、金融业和消费品行业是数字人才从业人数最多的三大行业。这反映出这几个行业是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下一阶段的重点行业。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2020年我们进一步对全球31个重要创新城市（地区）所有领英用户中近4000万数字人才展开分析。如图4所示，我们发现我国数字人才在ICT行业比例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在传统行业比例高于我国。另外，我们发现我国数字人才的主要技能集中在数字技能方面，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除了拥有数字技能外还拥有丰富的行业技能和商业技能（比如医疗管理、房地产、建筑工程、制药、教育管理等）。这些发现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还相对滞后，既有数字化素养又拥有丰富行业和价值链其他领域管理技能的跨界人才是下一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引进和培养的人才。

　　另外在数字技能方面，我国数字人才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除了深层次地驱动产业变革外也正在推动新一代的科技革命。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给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次新冠疫情中无论是病毒的检测、疫苗的研制都充分了说明了这点。世界银行将数字技能分为基础性数字技能和颠覆性数字技能，将为数字时代创造新的场景的数字技能称之为颠覆性数字技能，具体包括基因工程、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开发工具、网络安全、人机交互、机器人、航空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纳米技术等十大类近六百种技能。我们对全球31个重要创新城市（地区）领英人才数据库中近4000万数字人才的所有颠覆性数字技能进行分析，首先计算出各城市中拥有某项数字技能的人才在该城市所有数字人才中的比重，该比重定义为数字技能的渗透率；然后，计算该数字技能在各城市的渗透率与所有城市的平均渗透率的比值，并定义这一比值为相对渗透率。如图5所示，北美地区城市颠覆性技能的渗透率较高，且处于全球引领地位；欧洲地区整体排名都比较靠前；亚太地区印度班加罗尔、阿联酋、新加坡排名较高；而中国除了北京在人工智能、上海在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有一定的优势外，在颠覆性技能渗透率上的排名都相对落后。

　　人才是第一资源，数字人才是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挖掘我国数字人才的红利，弥补数字人才的短板，下一阶段需要以数字技能为抓手推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大力加强产教融合，建立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劳动者四方共同参与的数字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加大力度培养既有行业技能又有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加速推动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和产业链创新。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其他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融合，培养更多具有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前沿型数字人才，加速我国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有力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

　　图5 全球主要创新城市( 地区) 颠覆性数字技能渗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