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舟山国脉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年度改革创新研讨盛会（第16年）——“2020智慧中国年会”在北京召开，以“十四五前瞻与智治社会建设”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部委、省、市、区县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大数据主管领导、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主流媒体千余人参会。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先生于11月26日上午在“2020智慧中国年会”主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姜奇平
以下为演讲内容：
尊敬的高主任、吴院士、汪教授以及各位来宾，作为主办单位，首先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用非常概括的语言给大家介绍我们信息中心这半年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于基础理论方面。这个背景是在百人会里面，我们提出一个面向二十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数据生产力这个概念。大家知道我党的主要的逻辑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证信息生产力或者说数据生产力的含义，具有基础的理论意义。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得出6个基本命题，对传统的一些理论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探索。
一、内生创新的均衡体系
基本命题一：数字经济是差异化均衡经济，数字经济学是差异化均衡的体系化。
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创新其实在经济学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论证创新是符合均衡的，但是并没有证明它符合最优，那么我们现在就提出一种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如何均衡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
均衡相当于是整个经济学里边的“统帅部”理论，它的主要特点是要把所有局部得失放在全局得失里边进行衡量，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的经过数据生产力对均衡体系作出矫正之后，得出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均衡点的变化。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均衡点的标志是边际成本定价，也就是在无差异的那一点没有质的差异。在没有创新驱动，因为创新你可以理解为供给方面的差异化，就是差异的供给和别人不一样，那么这一点上我们过去认为这个是均衡点，但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差异化均衡将成为新的经济常态，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
在新的均衡点它的特点是什么？是平均成本确定均衡价格。那么由此会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什么呢？就是质量从不经济，可以证明它是经济的，创新从不经济转向经济，体验从不经济转向经济。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在我们的全局均衡点上，是否能够把这种差异化和多样化加以内生，解决我们过去的GDP不能区分质量高和质量低这个问题。
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基本命题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是专业化技术与多样化技术的结合。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论证数据生产力。我们得出的第二个命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全要素生产率里面的技术只是一种技术，不说它是什么技术的话，一般都是指专业化技术，对应的是专业化效率。
专业化效率其实它是在做同质性工作时候的效率，当我们十个手指弹钢琴的时候，它是另一种效率，这是美国经济学会长鲍莫尔率先提出来的，它以音乐四重奏来比喻，10个手指头弹钢琴，这种效率不属于专业化效率，我们把它叫做多样化效率。
我们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分工是由两个相反方向构成，就是分工专业化和分工多样化，也就是一个通向同质化大规模生产，一个通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但是在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没有得到信息数据生产力的支持的时候，它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的动力。但是我们现在找到新的驱动力以后，必须得重新审视，在全要素生产率里面，我们面临“双发”，也就是除了工业化的发动机之外，还要找第二个发动机，也就是信息化的发动机，我们把它归结为是一种专业化技术和多样化技术结合，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
三、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本命题三：数字经济主要是范围经济。
数字经济主要是范围经济，这个是我院院长谢伏瞻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判断，也就是主导逻辑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美国现在的理论没有达到这个认识，在201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罗默，他代表着新增长理论的最前沿，也就是规模经济主导的新增长逻辑。谢院长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就是在互联网时代范围经济将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在世界前沿的一种理论主张，就是以互联网主导逻辑为例这个基础的取向的新增长理论，那么这个就是范围经济理论。在现实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里，阿里它从第一天就提出他们的取向是范围经济。
基本命题四：通用要素投入可以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这一点已经变成了现行政策，从4月9号中央提出“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之后，第二天发改委在“上云用数赋智”行动计划里边，第一次提出了“通用性资产”这个概念。这里边有三个重要概念，第一是通用性资产，第二是供给要素新方式，第三是拥有权与使用权改革，在发改委等13部委发布的系列文件中，把这个思路系统化了，其中核心是“通用性资产”这个概念。
刚才我们专家提出了“重用”这个概念，我们发现数据资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价值上不能够“复用”或者叫“重用”，你要是把货币重复的印制，那就是人民币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复制用人民币来购置的生产资料的时候犯不犯法呢？不犯法。可以复制多少呢？按照文件的说法叫做“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然后把它进行生产资料数字化，也就是进行资本孪生。注意这个概念不是工程意义上的孪生，而是资本意义上的孪生，它能实现功能替代的时候，那么生产资料这种复用就实现了。
也就是说出现了可以用“孙悟空吹汗毛”的方式，这和美国的利用美联储量化宽松，而在我国的量化宽松经常进入房地产和金融业空转，中央企业得不到资金这样一种方式相比，我们找到了一条解决办法，就是由平台一次性投入固定资产，中小企业复用，这是文件的原话。用这种方式解决我们的驱动力的问题，可以极大的扩充新经济的动能，所以我们看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核心是，进入到资产数据化和数据资产化这个阶段，也就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从无市场阶段进入到立股份，开始对资本本身进行变革。发改委称“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也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意我们说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信息生产方式，到了资本的方式上就叫“生产要素供给方式”，这个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什么叫旧方式？旧方式就是即将成为过去的特朗普，也就是用货币资产置换成生产资料的方式，一份货币资产对应的一份实物资产就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资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一对等的转化。
如果说我们用“孙悟空吹汗毛”作为一种新的方式的话，也就是一份的M2可以对应着无数的生产资料，那么在流通业我们已经实现了把这种生产资料复用1500万份，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40%，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实践已经实际进入到了这样一种状态，而不是推理出来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企业如果资金难的话，干脆就不用资金了，它只要找平台分享生产资料，为此中央提出要根据数据的性质来确定产权的性质。
如果说我们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它可以在功能上来替代资本的话，那么它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思路是什么？那么恐怕我们会选择一条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同的方向，也就是文件里说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改革，这个原话叫做“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这一点务必请大家留意以后的进展方向，这里边有数百条的相关政策，将来会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深化发展阶段解决资本核心问题的主要思路，从此中国和美国将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四、服务新实体经济，建立新金融秩序
基本命题五：对货币资本的通用替代，可以为实体经济注入数字动能，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力量。
在新的实体经济里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应该成为两张皮，而应该成为一张皮。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蚂蚁集团暂缓上市，它要不要上市，现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信息和实物的直接结合。原来的货币交换价值是一般等价物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少，信息配置资源和用货币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货币配置资源一旦陷入了华尔街的模式，它就会造成由信息不对称到利益不对称，产生特殊利益集团这样一个脱离实体经济运转的问题。
未来，我们将提“数字金融”这个概念，注意不是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数字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最主要区别是什么？它一定是要解决数字和实体要一对一信息对称这个问题，并不能在里面产生出一个像金融和房地产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定要利用实体经济服务，坚持原则，蚂蚁集团就可以活，否则的话它的前景不妙了。
由此我们得出第五个基本命题：对货币资本的通用替代，可以为实体经济注入数字动能，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力量，而避免金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不要说什么没有系统就没有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直存在，关键是要用新的系统来替代旧的系统，通过信息对称来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吻合，从根本上消除系统风险。
五、技术革命的收入分配效应：多样性红利
基本命题六：信息技术革命潜在具有收入分配优化效应。
最后第五个方面涉及的是收入分配。有人认为数字经济会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会不会这样？在短期来看是这样，但经过我们认真分析，认为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如果说多样性技术落实到分配上的话，它有可能产生像美国斯科特·佩奇（Scott E. Page）教授提出的叫多样性红利，又叫创新红利，通过调整相对剩余价值，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来获得一种新创造的价值。
在新价值创造过程中，我们过去认为劳动者会是弱势的，但是互联网发展中也可能有相反趋势。问题在于技术是中性的，在于我们的政策选择，事在人为。如果我们选择自动化为主的趋势，就有可能扩大两极分化，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双创，以创新驱动来灌注于整个技术政策，也可能会优化收入分配。所以这是我们对未来发展的基本判断，也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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