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即将启动的关键之年。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力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共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北京举办的“服贸会”致辞时强调，要积极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国外形势复杂多变，不变的是发展数字经济是各国共识。那么，我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各地区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时候应注意哪些问题？“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的发展重点该放在哪些方面？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信息界》记者采访了工信部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秦海林。
秦海林是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产业规划、园区战略定位以及财税政策、国际经贸规则等领域的研究，为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国家级园区等部门提供智力支撑，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美经贸磋商等重点问题深入研究，曾主持编制多个省市“中国制造2025”行动方案。
《中国信息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并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您怎样理解国家把“两新一重”作为工作抓手？“两新一重”建设对于发展数字经济将起到什么作用？
秦海林：“两新一重”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世界经贸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两新一重”与数字经济的关系，可以从数字经济的构成来分析。
数字经济主要包括四大板块，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治理。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满足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含5G、工业互联网等，这些都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
产业数字化主要指的是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的一种路径，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工业企业的提质增效。数字产业化则是使数字不只停留在工具层面，而是实现数字的商业化。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都需要铺设基本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中包含光缆光电、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我们很关注的是数字经济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数据。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来参与分配，而搞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使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治理密切相关。过去我们讲的是智慧城市，现在更多提的是数字城市。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与数字密切相关，需要把各个领域的数据在城市的一个平台上实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大脑，它能够快速的把一些信息汇总起来，并且为重大决策提供参考。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也要纳入数字经济中，要与数字经济的内容相融合。我们要提高交通、水利的便利性，在治理、管理上脱离不开数字化技术、手段。
所以说，“两重一新”的提出是为数字经济发展明确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将会对数字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信息界》：数字经济，不仅要发展新经济、新业态，而且要推动传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您认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情况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着重做好哪些工作？
秦海林：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都是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技术，将数字技术、数字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就是将数字产业化。之前我国强调推进两化融合，即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现在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地提出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用数字化的手段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当前数字产业化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很多数字化企业，比如人工智能企业、大数据企业和互联网企业，都在积极寻找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场景。
这些数字化企业正在建立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百度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却在尝试向无人驾驶这样的汽车产业延伸，这就有可能创新出新的业态、新的产品。
此外，制造业等领域的传统企业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又衍生出一些新业态，使得传统企业也具备了向外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能力。比如，三一重工、海尔等企业都在建立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在纵向上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正是这样的头部企业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互动与信息交互，这是在本行业内实现的一种数字化转型。同时，有的企业还为其他行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比如，三一重工的解决方案跨领域为其他行业服务，这必然会引发一些新的业态变化。当然这种业态的变化仍在探索之中，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成功模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看到，向其他行业传输解决方案时，难以避免会遇到一些行业壁垒。比如，三一重工作为一家工程机械领域的企业，如果去向一家纺织企业提供其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的话，肯定会面临不了解纺织行业的问题。所以跨行业的进入门槛比较高，需要对涉及的行业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工业互联网要发展，必然面临跨行业的标准统一问题。如果建立一个通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不同行业，那么工业就不再是工业了，甚至不存在行业之间的界限。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些变化会是怎样的，随着科技发展，产业会不会也要重构。比如，竞争对手不再是来自于同行业，而是来自跨行业。举个简单的例子，胶片不是被胶片行业的企业消灭了，而是被数码相机替代了；数码相机，也不是被相机领域的竞争对手打败了，而是被手机厂商逐渐替代了。所以说，现在还处在探索的阶段。
《中国信息界》：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您认为，数字经济将如何赋能地区经济发展？
秦海林：要发展地区数字经济，一定要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特点。
比如，杭州市发展数字经济走的是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围绕阿里巴巴，培育更多的数字化企业，把数字变成一种产业，把数字这种工具商业化、市场化，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又比如，贵州省在发展数字经济中从大数据着手，主要是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贵州省天气清凉温和、有大片的森林、电价便宜，适合建设数据中心。
还有内蒙古自治区也提出来要发展大数据，同样是利自身的资源禀赋，但又与贵州省有所不同。一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广阔，电价也便宜，天气温和，这些与贵州省相似；另一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数字贸易。呼和浩特市建立了一个新区——斯林格尔，为蒙古、俄罗斯以及我国北方的边远地区提供数字贸易服务。
可见，无论是哪个地区，要发展数字经济，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及资源优势，打造自己的数字经济特点，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信息界》：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即将启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一些国家单边主义盛行，我国的5G等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挠，芯片等关键技术、设备又面临被外国“卡脖子”的困境。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您对于我国“十四五”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哪些建议？您认为发展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秦海林：“十四五”规划，需要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等相适应。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深刻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列举了一系列不利局面，如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我认为，这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线思维。以前我们是到国际市场上“买买买”，现在我们要意识到，以后更需要的是以自主创新为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干扰将长期存在，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开放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国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倡议，就是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因此，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线，去布局、去实施。
就数字经济而言，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大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服务贸易的对外输出，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输出比例。
以往中美之间的贸易，我国对美国虽然有顺差，但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顺差，而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我国是顺差，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服务贸易的输出。9月，北京举办了“服贸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致辞中提出，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积极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字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要打开国内国际双循环，而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有的技术已处于领先地位，这为我们更多地输出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同时，货物贸易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成本、供应链问题，加之受海外疫情影响，国际的进出口货物贸易面临重大的调整和挑战，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来突破这种物理空间的限制。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十四五”规划制定，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由此可见，我国的数字经济能不能快速发展，并且形成规模，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十四五”规划的这5年。
此外，在“十四五”期间，在数字经济领域，对于核心技术，被外国“卡脖子”的技术，我们要加强攻克。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随着逆全球化思维的蔓延，我们意识到以前的风险意识还不够，过度依赖于全球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有风险意识，要有机遇意识。现在，数字经济的机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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