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正在引发世界经济变局，同时也使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2019年各国数字产业规模统计显示，中美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两极”，日本则是“第三极”的主要构成力量。过去两年，日本在这方面表现积极，不仅明确推出“数字新政”，还将“建构数字经济领域相关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除了助推国内经济的考虑，日本还希望能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帮助实现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梦想。
第一，针对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日本积极提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理念，并竭力在多边或全球外交舞台推广这一理念。2019年初，首相安倍晋三就代表日本高调提出所谓“数据在可信任条件下自由流动”原则，即“DFFT”（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着重强调数据流动的自由度、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时，日本还希望普及数据“公开化”原则，尤为强调政府数据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可获取化。由此，“DFFT”原则成为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基本理念，日方官员不断在G20等场合解释、宣传这一理念的内容与价值。
第二，日本积极在多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所谓“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战略设计转变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规则条例。其中，日美欧三边贸易部长会议就是日本意图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之一。该机制起步于2017年12月，是日美欧三方为研讨并协商解决全球贸易公平性问题而设立的三边会晤机制。2018年9月，第四次“日美欧三方会谈”首次将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等议题纳入商讨范围，标志着日美欧三边就数字经济治理这一新兴议题正式谋求战略性共识。2019年5月第六次会议上，三方就共同制定更多WTO成员参与下的高标准协议达成共识。由此，日美欧三边围绕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商机制日渐成熟、完善。而能与美国、欧盟这两大主要经济体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平台，本身已被日本视为经济外交的突破性成果。
第三，除参与日美欧三边机制合作与谈判，日本还独辟蹊径，与美国在去年率先达成双边性质的所谓高标准且全面的“数字贸易协定”。应该说，日美同盟是战后历届日本政府考量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稳固并发展日美关系，服务好美国全球战略的部署与实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要务之一。基于这一战略认知，日本在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上也倒向美国，并在数字关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跨境数据传输、数据本地化、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使用创新机密技术等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对美进行妥协。显然，日本此举一方面有助于稳固日美关系，另一方面也符合日本率先在数字经济板块抢占“规则制高点”的战略盘算，帮助其在未来全球数字贸易中构建制度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而“政治大国”也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但日本能否通过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实现所谓“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还取决于多方面因素。这不仅需要日本国内数字经济产业及相关高新技术的强力支撑，更取决于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动态发展。前者是内因，是关键，后者是外因，也是重要决定条件。
坦率而言，战后日本始终未能摆脱束缚，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与政策，这是其一直没能实现“政治大国”理想的根本性短板，尽管日本也已为此付出极大努力。着眼于当下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政策独立性仍是横亘于日本数字经济外交面前的一道难关，唯有解决这一现实性问题，它才有可能向“政治大国”迈出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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