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报告全文

　　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是数字时代的重要业态，它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主导力等特征。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数字孪生体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下，平台经济将在区域经济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它对于抚平经济波动、促进区域创新和开拓无人区等有直接的价值。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在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思考和研究大平台数字经济在深圳下一个30年的发展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从深圳目前已有的大平台来看，主要在电信、消费互联网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于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的大平台布局上，还需要发挥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一些新型的“无人区”，虽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掌握基本的规律，较大程度降低相关风险。

　　根据工业4.0研究院牵头组织的《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结果显示，紧密跟实体经济结合，应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带来的颠覆性机遇，探索和打造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驱动的大平台数字经济，为深圳大平台战略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借助深圳工业总会发起“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之际，把《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的核心内容分享出来，并在深圳举办的第四期数字孪生体研讨会——“深圳下一个30年的数字经济”发布，争取获得参会专家和企业家的反馈，“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将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应用。

　　感谢支持“深圳下一个30年的数字经济”研讨会的数字孪生体联盟成员单位。深圳工业总会会长吴光权、常务主席王肇文、标准化专家黄永衡、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钢、高级研究员宋洪军等参与了本报告相关工作。

　　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秘书长王明芬为本报告编写做了主要工作，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对报告编写体系提供了指导。

　　由于时间限制，本报告内容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委员会

　　2020年8月16日

　　目 录

　　一、大平台数字经济简介

　　二、GPT驱动的大平台模式

　　2.1 什么是通用目的技术？

　　2.2 基于大平台的数字生态

　　三、大平台数字经济战略

　　3.1 “新基建”加速大平台产生

　　3.2 聚焦四大通用目的技术

　　3.3 高风险高回报的“无人区”

　　四、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建议

　　4.1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4.2 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平台

　　4.3 引入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

　　五、展望深圳下一个30年

　　附录1：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总体布局

　　附录2：智慧杆数字孪生平台方案

　　一、大平台数字经济简介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Digital Age），作为双边市场[1]（TSM，Two-Sided Market）的一种技术形态，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开始成为理论研究、产业实践和战略制定的热点领域，早期微软和英特尔联合推进的Wintel联盟，成为平台经济的典型案例，最近10年平台经济相关案例层出不穷，甚至于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把它作为产业政策的抓手。

　　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平台经济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通用目的技术[2]（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的出现，给“大平台”（Great Platform）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土壤。

　　工业4.0研究院设计了“GPT驱动方法”（GPT-Driven Method），强调推进具有GPT特征的技术专业化分工，通过打造该技术快速成长的“新基建”（New Infrastructure），加快突破技术应用所需要的障碍（包括技术规模化、政策等）。通过GPT驱动方法，政策制定者或企业管理者可以设计满足经济或产业发展目标的平台建设相关政策。

　　在数字经济领域，把“大平台”和“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概念——“大平台数字经济”（GPDE，Great Platform Digital Economy）。与传统的平台经济不同，大平台数字经济聚焦数字经济领域，特别强调技术平台的价值，不仅如此，面向较多领域的通用需求也是大平台数字经济的要求之一。

　　与之对应，一些局限于企业或某个特定领域的平台，通常只能称之为“小平台”（Niche Platform或Proprietary Platform）。聚焦特定需求的小平台也有价值，它们在满足企业特定需要，或者在满足部分行业需求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要小平台跨界到其他企业或行业需求上，则不太容易实现。

　　对于区域经济来讲，如果平台可以满足给地区一部分企业需求，那么该平台通常可以称为“大平台”，如果该平台还主要服务于数字经济应用，则称之为“大平台数字经济”就在情理中了。

　　总体来讲，大平台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

　　满足通用的需求，具有共性特征。大平台数字经济对多个行业的共同需求有较好的满足能力，同时还保持合理的成本（指跟单个需求满足）。

　　主要业务形态为数字服务。对于大平台数字经济提供的业务或服务来讲，通常以数字方案为主，一些硬件实体相关的内容，大都以开放平台方式由合作伙伴提供。

　　开源社区通常为大平台数字经济标配。由于要服务较多领域的客户，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需要以工业软件的方式包含在大平台经济服务范畴，仅仅依靠平台运营商自身提供的工业软件，远远不能满足大平台数字经济的需要，而通过开源社区的运行，可以推进大平台数字经济生态的演化形成。

　　大平台数字经济商业模式至关重要。虽然大平台多种多样，但它们都需要核心商业模式。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和核心业务领域需求，为每个参与方提供价值，是大平台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核心。

　　作为基于大平台的数字经济形态，大平台数字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这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有机增长，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应主动拥抱大平台数字经济，既需要加快打造“新基建”，还应探索高风险高回报的“无人区”，这样才可以保证深圳下一个30年成为数字经济的高地。

　　二、GPT驱动的大平台模式

　　2.1 什么是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概念产生于Timothy F. Bresnahan和Manuel Trajtenberg合作撰写的《通用目的技术：经济增长的引擎》一文。加拿大经济学家Richard G. Lipsey对通用目的技术跟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判定标准和产业政策制定方法[3]。

　　Richard G. Lipsey给出了通用目的技术的定义：

　　通用目的技术是一种共性技术，在整个生命周期均可识别，在初期具有广阔空间发展，最终将广泛应用，具有多种应用场景，并具有溢出效应。

　　虽然通用目的技术是共性技术，但不意味着共性技术就是通用目的技术。因为有些共性技术只限于单一的行业使用，并不具有多种应用场景。工业4.0研究院在2016年[4]就判定，通用目的技术将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图表 1 行业公认的24种通用目的技术

　　从通用目的技术已有研究共识[5]来看，通常它被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

　　组织技术。包括工厂系统、大规模生产和精益生产等。

　　流程技术。包括植物家养、动物家养、矿石冶炼、书写、印刷和生物技术等。

　　产品技术。包括轮子、铜器、铁器、水轮机、三桅帆船、蒸汽机、火车、蒸汽轮船、内燃机、电、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和物联网等[6]。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和物联网等通用目的技术将扮演关键角色，它们的成败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潜力。

　　2.2 基于大平台的数字生态

　　虽然有不少平台都自称为生态，但它们大部分不是，或者不是一个成熟的生态。从全球平台经济实践来看，真正可以称为平台生态的并不多，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稀有资源。由于平台生态对产业链和本地就业有带动作用，促使各地政府纷纷努力引入大平台，推动本地经济增长。

　　据工业4.0研究院在《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中调研显示，除了一些所谓头部互联网企业具有平台经济特征，其他平台大都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发挥效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地方政府引入大平台心切，导致了不管是头部互联网企业还是其他自身平台运营企业，真正落地后并没有投入运营资源；二是即便具有运营潜力的大平台落地后，由于当地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加上数字人才等的匮乏，使得水土不服，难以达到引入大平台之目的。

　　图表 2 大平台数字经济架构和模式

　　本研究报告提出“基于大平台的数字生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任何大平台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在“生态”。众所周知，生态跟产业链不同，有部分人提出“产业生态链”的说法，很容易混淆生态之本质含义。

　　之所以提出“生态”，是因为传统产业链不足以表示基于生态的商业模式，甚至于不能用传统的供应商或需求方来描述。在生态概念体系中，称所有参与者为利益相关者，它们不仅仅参与交易行为，而需要参与生态建设工作——这部分工作通常没有谁为之提供报酬或经费（不是传统的交易行为）。

　　为什么利益相关者要参与这个生态呢？主要原因是对于消费者或用户来讲，接受大平台提供的服务，更为便捷，或者更有保障，这促使大平台数字经济生态的影响力更大，加速了其生态的繁荣，这也是区域经济对大平台数字经济趋之若鹜的原因。

　　由于消费级的数字经济或互联网更容易利用集中投资抢占市场，通过补贴等方式获得客户，最终通过提高行业集中度来建立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通常我们可以把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或互联网模式称为“流量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20年得到了验证，促使了一批互联网大平台产生。

　　但是，在实体经济领域，简单的互联网流量模式难以奏效，甚至于对于经营者是毁灭性的。一些采用该模式的平台运行着最终难以在融资消耗殆尽之前找到盈利模式，最终破产倒闭的案例比比皆是。

　　一些研究人员把利用互联网大平台对实体经济产业链进行重构的模式称为“产业互联网”（Industry Internet），工业4.0研究院对过去20年的产业互联网发展史研究显示，产业互联网在特定领域可以产生效果，但对于一些实体经济产业链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改造带来的利益差[7]不大的领域，利用较大规模的投资提升行业集中度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从目前主流研究理论概念来看，（消费）互联网平台、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和数字孪生平台等关注度比较高，本报告提出“大平台数字经济”，重点强调双边市场之根本、通用目的技术驱动和基于开源社区等特点。

　　“大平台数字经济”是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的平台经济，它的数字功能是共性需求，如果它覆盖的领域（主要指行业等）比较广，那么它就具有通用目的技术驱动的特征了。从全球大平台数字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几乎没有哪家平台运行者不提供开源社区，其中理由很简单，开源社区可以以较低成本加快创新速度、实现共建共享。

　　总而言之，对于区域经济推进大平台数字经济来讲，采用GPT驱动的大平台模式，是最佳选择。

　　三、大平台数字经济战略

　　3.1 “新基建”加速大平台产生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在对新技术应用的周期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四个核心阶段的认识。在构建范式完成之后，如果该技术应用的基础设施未建完成，产业的快速发展就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应重点建设有利于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设施，即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新基建。

　　图表 3 新技术演进各周期所需资源特点

　　2016年10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明确了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以及重大市政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它应跟目前炙手可热的“新型基础设施”（简称“新基建”）对应。

　　图表 4 国家发改委列出的7大传统基础设施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举行4月份新闻发布会。高技术司司长伍浩共同出席。在回答彭博社记者提问的时候，伍浩司长介绍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情况。他指出，初步研究[8]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图表 5 国家发改委指出的三大类新基建

　　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指出，新型基础设施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其中包含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等大家比较熟悉的“举例”。

　　由此，区域经济根据自身特点推进“新基建”，对加速大平台数字经济的产生至关重要，它为降低这些大平台的运行成本，为政府和企业所做工作设定边界，更有利于本地经济创新发展。

　　3.2 聚焦四大通用目的技术

　　在《全球工业4.0研究报告（2020）》中，工业4.0研究院针对正在产生的通用目的技术，提出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和物联网等四项新一代数字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各地政府在推进大平台数字经济建设中，应聚焦四大通用目的技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人工智能

　　由Iain M. Cockburn、Rebecca Henderson和Scott Stern三人合作，撰写了《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Innovation）一文，对以深度学习为主的人工智能进行了分析，提出它同时是“发明方法的发明”和“通用目的技术”。

　　图表 6 人工智能学术论文分领域增长态势

　　不少证据显示，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大量行业，从人工智能学术论文来看，在生物学、经济学、物理学、医学、化学、数学、电信、放射学、能源、医学、神经学、材料等的学术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可见人工智能符合通用目的技术多领域的判定标准。

　　（二）数字孪生体

　　数字孪生体产生于2010年美国NASA和国防部的项目应用，主要为了解决飞行器的维护问题。后来随着该技术范式的完善和应用，逐步在汽车、建筑、城市、能源、交通、医疗健康、材料等领域开始应用。

　　图表 7 数字孪生体学术论文占比情况统计

　　工业4.0研究院是全球最早对数字孪生体系统研究的机构，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相关工作。2017年，工业4.0研究院成立了数字孪生体研究中心，2019年，牵头发起了数字孪生体联盟，这是全球第一个行业组织，比美国同类组织要早八个月。

　　根据数字孪生化（Digital Twinning）的精度不同，数字孪生体分为仿真派、连接派和数据派，这样形成了不同的实施路径和应用场景，为我国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5G

　　早期的通信技术只限于语音通信的目的，即便到了4G，其核心目的也是满足非实时的消费级通信需要，只有到了5G，才真正具有产业融合能力，满足实时性、安全性等工业级要求。

　　（四）物联网

　　物联网技术产生于20年前，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加上5G网络的推出，给物联网应用带来了新的机遇。

　　物联网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已经蔚然成风，不少电子产品开始具有物联网功能，提升了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和生活品质；在工业领域的物联网通常称为工业物联网或工业互联网，我国在2017年启动了工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等多种力量推动下，工业互联网产业逐渐成熟，应用逐渐丰富。

　　3.3 高风险高回报的“无人区”

　　“无人区”（No-man Zone）通常用来形容一个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市场，由于新技术的应用需要经历从科学研究、产学研和产业化多个阶段，遵循技术成熟度水平[9]（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原则，在一项新技术应用的时候，这个过程会因为多种原因比较漫长，这从而带来了不确定性，通常这个阶段所对应的产业和市场被称为“无人区”或“新领地”（New Territory）。

　　图表 8 一项新领域的技术成熟度水平

　　以技术成熟度水平来衡量，如果一项技术处于“无人区”，则意味着该技术可能还在原理创新阶段，但由于全球技术创新逐渐加速，当一项具有潜力的新技术原理上开始呈现市场化潜力，大量资本和创新中心迅速介入该项技术，企图尽快突破TRL 4-6这个阶段，快速进入产业化阶段。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一直把自己的创新原则确定为“高风险高回报”领域，这意味着它需要选择一些“无人区”介入，否则无法保证竞争对手较少，这对于真正应用的时候带来的影响力必不可少。

　　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期间，大部分应用来自于对国外技术工程的吸纳，自身需要承担原理创新的风险并不多。在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达到了全球第一，从模仿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方法提升生产力的机会逐步减少，这迫使我国转向研究驱动的创新活动，这事实上会大幅加大对原理探索的投入。

　　在2015年我国推进智能制造转型，2017年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技术路径，两项技术路径在国外缺乏对应的成功典范。例如，1989年日本曾经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制造模式——智能制造系统（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但最终无疾而终，影响了日本30年的发展机会；2011年美国通用电气（GE，General Electric）提出工业互联网到推出Predix，以及到2019年悄然更换GE Digital公司CEO，并开始转向数字孪生体，意味着美国版工业互联网陷入困境。

　　我国在探索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进入一个新阶段，对理论研究的短板开始促使相关机构开始不上理论创新的不足，否则，这对我国长期推进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带来风险。

　　“高风险高回报”，如果我国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两个领域获得突破，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有助于实现建国100周年实现制造强国梦。因此，对于以上提及的两个领域加大研究投入，争取解决原理上创新的难点和痛点是必要的，这也是我国最近相继设立新的研究性事业单位、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的原因。

　　四、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建议

　　深圳工业总会作为立足本地的社团组织，面向“十四五”规划期需求，主动设立“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加强数字经济相关技术和产业研究，同时积极对接各种资源，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平台服务。

　　通过跟工业4.0研究院合作，深圳工业总会开展了《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利用“GPT驱动方法”，设计了GPT驱动的大平台模式，提出了大平台数字经济战略，并提出了推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平台和引入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三大建议。

　　4.1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指出，2020年建设15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025年建设成40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截止到2020年6月16日，工信部共批复了1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已经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

　　深圳在2020年5月获批“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表格 1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相关政策文件

　　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总体布局[10]”，工信部（包括2018年的补充）提出了36个领域，基本上按照该指南来评估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工业4.0研究院观察发现，各地工信部门对于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和支持力度比较大，除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各地通过建立省级或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方式，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引入专家团队等）打造适合本地产业特点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表格 2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名录（截止2020年6月）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电子信息及消费互联网等产业领域拥有龙头企业，产业链也比较完整，但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深圳应尽早未雨绸缪，全面考虑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推进完善的国家和本地制造业创新中心，赋能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

　　4.2 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平台

　　在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11]中，首次提出了七大新一代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分别为大数据、人工智能[12]、云计算、数字孪生（体）[13]、5G[14]、物联网[15]和区块链等。

　　虽然数字技术跟信息技术有相同之处，但它们有多处不同，分别如下：

　　数字技术对应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对应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涉及到经营域和生产域两个领域的应用带来的改变，通常包括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转变；信息化通常指经营域的计算机技术应用，包括ERP、CRM、OA及互联网平台等。

　　数字技术强调数据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强调信息资源管理。前者对应的大数据平台或中台，而后者对应的是把传统人工资料放到数据库，便于人工查询。

　　数字技术通常跟实体经济关联度高，信息技术并不强调实体经济的管理性。在实体经济领域，数字工厂、数字设备等称谓存在时间较长，为生产管理人员所熟悉，数字技术更容易跟他们实际工作关联；ERP、CRM等应用通常称为信息技术的主战场，也是信息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跟传统的信息技术有较大不同，它体现了最近十年出现的新型技术优势，包括大数据（不同于传统数据库）、新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不同于传统IDC）、数字孪生体（不同于两化融合或信息物理系统）、5G（不同于3G/4G等主要面向人的通信服务）、物联网（不同于传统的连接为目的的网络，更强调数据分析能力）和区块链（较好解决了网络信任问题）等。

　　正如前文所述，新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具有应用潜力，但还有不少理论研究和创新内容需要解决，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大力促进该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显示，通过建设“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平台”，一方面跟踪研究国内外技术原理上的突破，同时自己也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另外一方面，缩短产学研的时间，该技术的产业化跟理论创新同步进行，相互及时沟通相关成果，产业化团队及时反馈需求，研究团队及时把研究进展通报产业化团队，争取获得客户的技改项目。

　　4.3 引入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

　　成熟大平台分为企业平台（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国家级创新或产业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外研究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引入成熟大平台，可以降低自建成本，并有可能带动产业链上的企业跟着到深圳本地落地，这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全国各地都比较关注对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还未被地方政府引入的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比较少。

　　大平台运营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建设更多的分公司、合资公司等方式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但由于核心骨干团队规模限制，大平台运营企业不可能对每个地方的落地都平均用力。对于深圳政府来讲，应设计精细的成熟大平台引入政策，以便大平台落户深圳后发挥作用。

　　根据《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研究结果显示，为了使得成熟大平台引入产生效果，应重点注意三个方面的建议。

　　建议一：重视本地企业参与成熟大平台的共建共赢

　　深圳引入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机构（企业、创新中心、国内外研究机构等），都会面临人才流动的挑战。通常任何机构在深圳本地设立独立机构，都会涉及到人才难以完全从引入地迁移到深圳，这对成熟大平台在本地产生效果带来了挑战。

　　如果通过成熟大平台跟本地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结盟或合作，特别是建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让引入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本地新设合资公司发展，有助于培育本地大平台数字经济。

　　通常情况下，在引入本地企业的时候，应避免拉郎配，争取让引入企业自行提出要求，尽量阐释成熟大平台的经营重点和目标，让本地企业深入理解其需要。当然，本地政府还应该做好课题研究和产业规划，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给社会，让资源配置更有效。

　　建议二：仔细研究成熟大平台所需基础设施，主动改善本地基础设施条件

　　在《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考察了国内外典型大平台数字经济生态建设情况，总结了其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对大平台成长的价值。

　　对比美国大平台数字经济生态建设，它们遇到的困难较少，主要是美国基础研究到位，国家对新基建的推进力度非常大，往往它们早于市场需求10年时间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到了开展研究之后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确定了新基建的重点，通过各种途径对接到相关建设单位，通过大笔投资迅速把工作完成。待该技术产业化开始的时候，大平台数字经济所需要的新基建已经就绪，这让大平台创业团队无后顾之忧，避免了单个创业企业承担不了大规模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难题。

　　深圳在推进成熟大平台运营企业引入的时候，应划分企业边界，让政府完成自己应该负责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引入企业专注应用和服务的开发，也为新兴大平台孵化和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建议三：对于任何一个领域大平台数字经济，都应该配套一个创新中心

　　既然本地政府把某领域的大平台数字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应把配套一个创新中心作为新基建的一部分，这样有助于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充足的技术信息，避免成熟大平台对本地创新企业的挤压，带来实质性的垄断性影响。

　　根据工业4.0研究院经验，本地建设的创新中心应把开源社区作为核心，它作为承载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有助于本地产业链上的企业及时参与相关工作，提升本地产业集聚的创新能力。加上新一代数字技术边际成本不高，通过政府支助方式，借助引入成熟大平台的研究能力，把研发成功的数字技术应用分享给本地企业，可以促进创新生态的形成。

　　在《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16]中对“数字孪生创新计划”的建议是：“围绕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数字基础设施、通用软件和应用场景等难题，聚焦数字孪生体专业化分工中的难点和痛点，引导各方参与提出数字孪生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成熟大平台数字经济引入，毋庸置疑将对本地经济及产业结构带来影响，本质上就是“专业化分工”的问题，如果本地政府引导不到位，除了不能达到引入成熟大平台促进增长的目的，还有可能给本地已有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摧毁本地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对于深圳正在推进的大平台战略来讲，应综合考虑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平台（包括国家发改委的产业创新中心、科技部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和成熟大平台引入等多个选项，找到适合深圳本地数字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

　　五、展望深圳下一个30年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因此，今年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

　　回顾深圳过去40年的创新开拓，展望深圳下一个30年，通过推进大平台数字经济战略，加快新基建速度，聚焦通用目的技术，敢于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无人区”，这将为深圳开辟改革创新新格局，为迎接建国100周年做出应有贡献。

　　深圳工业总会通过发起“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联合工业4.0研究院、数字孪生体联盟[17]、数字经济学家论坛和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召开“深圳下一个30年的数字经济”研讨会，发布《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深圳无线电监测技术研究院、深圳电子学会、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字孪生体联盟成员单位提供了支持。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注：

　　[1] 双边市场是经济学中较为常见的概念，主要用来解释互联网平台、技术平台或其他具有多边特征的交易模式。双边市场理论对平台经济或战略有直接的价值，通过交易成本分析，可以用来设计商业模式，最终制定企业战略。

　　[2] 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分析方法，它主要指可以满足较多场景，具有通用性的技术种类，通常认为通用目的技术是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由此，经济及产业制定者可以利用该概念设计相关政策。

　　[3] 《全球工业4.0研究报告（2020）》中详细介绍，该报告发布于2019年12月27日，工业4.0研究院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可以在工业4.0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链接为：http://www.innobase.cn/?p=2286

　　[4] 应《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撰写了《工业4.0须生态投资，瞄准三种通用目的技术》，提出了三种通用目的技术。原文链接：http://www.21jingji.com/2017/1-16/3OMDEzODFfMTQwMTg3OQ.html

　　[5] 请参考《全球工业4.0研究报告（2020）》，参考脚注3。

　　[6] 在已经公认的24种通用目的技术之外，加上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和物联网等产品技术，总计28种通用目的技术。

　　[7] 主要对比改造前和改造后对产业链上的企业带来的价值不同，通常可以持续带来更大价值（包括降低成本、平台新收益等）的产业互联网模式，才是可行的选择。

　　[8] 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开的讲法，新型基础设施相关课题正在进行中。工业4.0研究院下属北京翼络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国家发改委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子课题数字孪生体的研究工作。

　　[9] 技术成熟度水平是衡量技术应用的一种标准，通常TRL 1-3之间的技术处于原理创新阶段，TRL 4-6之间的技术意味着正在突破产学研阶段，TRL 7-9之间的技术开始处于产业化阶段。

　　[10] 由于内容较多，该内容以附录方式放到本报告最后。

　　[11] 工业4.0研究院下属北京翼络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工作。该文件全文链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4/t20200410_1225542.html

　　[12] 属于四大通用目的技术之一。

　　[13] 属于四大通用目的技术之一。

　　[14] 属于四大通用目的技术之一。

　　[15] 属于四大通用目的技术之一。

　　[16] 请参考脚注10。

　　[17] 数字孪生体联盟在深圳拥有成员数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这为推进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战略奠定了基础，为深圳工业总会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