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培育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促进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实现经济复苏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占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超过10%,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把握数字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另辟蹊径”的窗口机遇,加快推进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对于新时代高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信息技术产业链,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一般指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互联网行业和软件服务业等信息通信产业部分规模的增加值,它是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目前,全球数字产业化竞争领域主要集中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制造、5G、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内向化趋势的背景下,京津冀三地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产业链“链长制”,以完善信息技术产业链为突破口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
一方面通过发挥产业链“链长”组织协调作用,全力确保京津冀信息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信息技术产业链做大做强,促进京津冀信息技术产业链协同发展,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困难问题。如集中力量解决信息技术领域“卡脖子”技术和核心技术攻关、新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基础薄弱等,从而提升信息技术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从信息技术产业链分工看,北京要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优势,把一些科研资源集中在信息技术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天津要发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作用,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上做大做强;河北除积极承接京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扩大增量之外,要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国内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地,占据数字经济技术和产业制高点。
加快支柱产业数字化改造,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是指国民经济其他非数字产业部门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它是各国数字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核心动力。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超过50%,我国还不到30%。在全球数字经济中,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最大,农业数字经济占比最小,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发展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也符合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三地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北京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导致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以服务业为主,天津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河北以传统工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京津冀三地产业数字化的战略重点必然不同。北京要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服务、文化等现代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天津要以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和新兴金融、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推进产业数字化。河北则要依托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加快钢铁、建材、石化、机械等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升级,依托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提升交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水平。此外,雄安要发挥“一张白纸”的优势,围绕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等高端高新产业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创新,为全国产业数字化提供“雄安样板”。
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化治理是指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地区管理和服务、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是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数字化治理外延看,包括政府的数字化执政、企业数字化运营和社会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治理虽然不直接创造数字经济总量,但在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充分流通和协同联动、数字贸易标准化等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步。
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化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各地区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协同推进数字化治理。一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先行,加大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力度,促进京津冀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布局、联动发展。二是推动京津冀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重视政务数据的合规共享和价值挖掘,建立三地政府统筹管控、社会监督应用的数字化协同治理机制,全面推动京津冀三地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尤其要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提升京津冀三地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三是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京津冀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推动企业向数字化运营能力转变,同时全面促进社会向数字化管理能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