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低迷之时，美国公司特斯拉反而迎来了高光时刻。
今年6月11日，特斯拉市值达到1900亿美元，超越丰田汽车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特斯拉是一个特殊的公司，它生产汽车，但一直被当作科技公司估值，商业模式又有互联网公司的特征，相当多收入来自硬件之外的软件服务，并且试图把自己变成平台型公司——无人驾驶网约车平台。
特斯拉这一轮市值飙升的背景是，全球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阶段，各国经济下滑，央行纷纷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资金更多流向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数字经济领域。作为横跨科技和传统行业的明星公司，特斯拉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就在同一天，苹果和微软市值突破1.5万亿美元。6月12日，苹果市值1.47万亿美元，微软1.42万亿美元，亚马逊1.27万亿美元。一年前，华尔街分析师还在寻找市值突破万亿美元的公司，今天，他们开始寻找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的公司。
疫情暴发后，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国家，有关医疗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及企业办公数字化等方面的需求巨量爆发，数字化产业急剧增长。
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张建锋在今年6月与《财经》主编何刚的一场对话时提到，他之前经常琢磨，秋天是怎么变化到冬天的？是一天天的温度降下来的，还是一个突然变化过程？后来发现，绝大部分时候是一夜之间冷空气袭来，一场狂风冷雨，季节就完成了转换。这次疫情对于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影响，有这个味道。不少需求因疫情而加速，很多事情本来是需要三五年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转换。
以协同办公软件为例，疫情期间，在线协同办公软件出现了集体爆发的状态，Zoom日活用户数量从去年12月的1000万增长至今年4月的3亿。钉钉的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31日，用户数超过3亿，超过1500万家企业使用钉钉， 14万所学校、300万个班级、1.3亿学生在线上课，600万老师在钉钉上累计上课超过6000万小时。腾讯会议在推出后的两个月内，日活跃账户数超过1000万，国际版VooV Meeting已上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技公司们对后续的市场发展十分看好。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线上办公、线上学习这些本来是为了应对疫情作出的改变，疫情之后不会立刻消失，大家体验到新方式更有效率，未来可能会长期保留下去。
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旭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对《财经》记者说，这些应用将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存在，它们将成为必需品，加速催生更多类型的应用和服务。
此时，数字化市场开始活跃起来。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业界认为，疫情倒逼行业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发展，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
4月20日，阿里云宣布将在三年内投入2000亿元用于新基建；5月8日，京东发布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京东新动能计划”，整合输出技术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设施；5月16日，华为云宣布主要面向大型政企市场的新战略打法；5月26日，腾讯宣布，未来五年将投资5000亿元于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
第三方调研机构赛迪顾问预估，到2025年，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将达10万亿元，带动相关投资累计或超17万亿元。
张建锋的预估是，近两年将有数万亿元的投资进入数字基建领域。“没有这个量级的投入，不可能有新型基础设施，也谈不上数字化。”
华为云总裁郑叶来认为，疫情仅仅是对我们数字化能力的一次检验，但数字经济将把我们带入一个新时代。
压力与韧性
疫情加速了本已开启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变革可能会因此来得更加猛烈
今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收网，不少餐饮商户重新开门营业。6月11日，在连续56天零病例后，北京再度发生疫情，由于这次病例集中发生在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北京餐饮企业再次上升到二级防控响应等级，暂停举办群体性聚餐活动。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期间，全国住宿和餐饮行业注册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4.16％，仅次于文化娱乐和教育类企业。同期，餐饮行业注吊销比去年同期上升83.85％。
当大型流行病来袭之时，经济被影响是必然的，餐饮行业只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冰山一角。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经济处于半休克状态，经济活动被严重抑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但相对于此前的大流行病，这次疫情也有一些不一样。
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当时手机还只是语音通话的工具，六年之后中国才开始迈入3G时代。这一次，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时回溯，数字化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在这次中国国民防疫和公共管理方面大概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遏制病毒传播。整个防疫过程中，政府联合大型平台企业大规模应用定位服务(LBS)、大数据分析和机器人技术等，跟踪并识别高风险病例，限制人员流动，最大程度减少人际接触。
疫情期间，包括阿里云、京东数科等多家科技公司AI解决方案或平台投入到了抗疫过程。例如，具备AI能力的智能外呼语音机器人，在疫情期间帮助各级政府或社区管理部门进行一对一电话呼叫，用于排查、通知、回访，帮助疾控系统开展信息采集工作。一个正常外呼工作人员的工作极限是每天最多打200个电话，智能外呼语音机器人通常一分钟就可以打上千个电话。
二是实时信息通报。数字平台和技术高效帮助实现信息的实时透明，对于缓解公众恐慌情绪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商业平台先后上线的线上问诊智能系统大大缓解了普通社会公众的焦虑。
三是保障生活质量。企业充分利用线上线下O2O服务和平台，不仅满足了民众在隔离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帮助他们打发时间，缓解了长期居家的苦闷和情绪消沉。
第四个尤其重要，重振生产活力。全国各地企业已普遍开始应用数字技术恢复运营。突出表现是通过直播与消费者互动、利用应用远程弹性办公方案帮助员工复工，均使得生产和运营逐步恢复常态。
尤其在在线教育领域，疫情期间，有超过100万名教师参加了钉钉组织的数字化培训，覆盖了全国14万所学校的300万个班级，有1.3亿学生利用其完成了在线上课。陈航称，这意味着一半的在校人群在钉钉上完成了在线课程。
疫情发生后，中国大型校外培训机构新东方面临生死关头：大量线下课停摆,几万名老师、员工散落各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在读学生的学习需求。当时，按照预定计划，新东方的高三毕业班学生即将开课。
新东方在2003年经历过一次生死抉择。当时，受非典疫情影响，新东方申请退费的学员，从北京总部四楼办公室排到了一楼。当时，创始人俞敏洪找朋友借了1000多万元才度过危机。
历史没有再次重复。这次，除了借钱退还学费，俞敏洪还有另一个选项——将全国80多所分校和子公司，100多万学生全部转移至线上直播教学。这意味着新东方一年多前刚刚部署的云教室系统需要应对潮涌而来的直播任务。要保证如此大流量的稳定教学，背后是腾讯云的2000多台服务器,以及背后课程存储、直播CDN服务等数字技术及服务。
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数字科技也在发挥作用。
今年2月，华为云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多家科研机构筛选出五种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研发系统基于华为云，计算系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升级一二十次，算法多次迭代，保证了新药研发的效率和速度。郑叶来对《财经》记者说，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技术确实成熟了，可以支持这样的力度；二是华为云此前调整了技术架构，使用混合云方案，当灾难来袭，研制药物任务紧迫之时，如果采用传统的私有云架构，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实现。
郑叶来说，整个一季度，中国经济生活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之中，原本对AI等新技术不太敏感的行业和企业，开始更加活跃地使用新技术。华为云一站式AI开发平台ModelArts用量增长了133倍，云主机、CDN等服务也在爆发式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人类生活和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公共卫生应对举措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对各经济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比如客户需求、供应链、金融市场、劳动力和常规业务。各大企业曾经历风险，但本次危机却更为复杂，最大的难题在于，常规方案通常都是针对短期来准备，如何制定针对不确定期限的危机管理办法？
数字技术能力最大化保证了社会运行系统和企业应对危机的韧性，腾讯云总裁汤道生近期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疫情带来的大变局里，科技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三个维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
广度上，科技实现了从区域到全国覆盖的生活数字化发展，如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教育、医疗领域；深度上，科技推动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政务数字化进程；速度方面，科技加速了线上线下从分离到融合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互联网成为企业化解危机、快速奔跑的助推器和发动机，数字技术成为企业的胜负手和生死线。
汤道生认为，这些本来是为了应对疫情作出的改变，疫情之后，并没有立刻消失，疫情地图、健康码、线上办公、线上学习等新应用，未来可能会长期保留下去，这又推动各行各业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发展。
但他又提到，产业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彰显了产业潜力，也暴露了一些短板，现有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迫切需要通过新基建的建设来释放生产力。
如果说传统基础设施带来的是“乘数效应”，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则是“幂数效应”。可以参考的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作为智能设备的基础设施，半导体技术以数千亿级的产业规模，撬动了智能制造、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在内的十万亿级的应用市场规模。
科技公司与传统行业，谁成就了谁
科技公司能为传统行业创造多少价值，自己未来就能升到多高；传统行业能多大程度利用科技公司武装自己，直接决定它们能走多远
特斯拉的成功从侧面印证了数字技术加持的新商业公司可以绕开传统的技术和商业路径，另辟蹊径，用完全不同的路径颠覆传统产业，一旦成功，它将开创一个新时代。这是数字技术给这个时代的馈赠，也是许多公司的终极梦想。
但这是一个相对超前的创新模式，今天正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数字经济相对来说更加朴素。
按照目前主流的划分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前者可以理解为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业和互联网行业，典型的代表公司有美国的谷歌、微软、Facebook，中国的阿里、腾讯、华为、百度、京东等。
产业数字化，可解读为传统产业由于应用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商业增长，它新增的产出构成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理解智能城市、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等等。
目前有关全球数字经济在各国GDP占比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2018年。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2018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的国家有三个，分别为英国、美国和德国。中国排名第九，数字经济总量为4.73万亿美元（其中数字产业化为9689亿美元，产业数字化为3.7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34.8％，同比上一年提升1.9％。
不过，从2018年数字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位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中国保持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
“到底是科技公司推动了数字化，还是数字化需求来了，造就了科技公司？当然是因为先有需求。”中国本土的一家顶级风险投资公司高管对《财经》记者说，需求是推动数字经济往前走的核心动力。
疫情这种特殊时期，确实触发了巨量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将一路坦途，某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高管评价，“现在从0到1已经有了，但是从1到N才是关键。”
《财经》记者统计了截至今年6月8日中美上市公司市值和净利润前十强名单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净利润前十强均为银行；市值前十强中，除了排在第二位的贵州茅台、第七位的中国石油，及第十位的五粮液，其余六家为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人寿）。美国名单中，苹果、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是主力。
上述人工智能公司高管认为，美国的科技公司能够做到市值和利润遥遥领先，核心原因是二战后军用技术转化成民用技术，加上历届美国政府的有效支持引导，科技力量占领了产业制高点。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虽然在全球排名第二，但第一与第二的距离其实很远。
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市公司市值/净利润十强的业务收入和利润基本来自于中国境内，而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净利润十强中的科技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半壁江上甚至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市场。这就是数字经济的威力， 一旦形成优势就可以快速“收割”全球的数字经济。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8年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数字经济总量为12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的中国为4.7万亿美元。看起来是量的差异，其实背后是质的差异。中国数字经济总量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内市场，而美国数字经济总量来自于全球市场。这也是美国和欧盟各国在“数字税”方面冲突加剧的核心原因。
英特尔在美国上市公司净利润排名第七，该公司中国区总裁杨旭身处中美科技行业已经超过32年，他对《财经》记者说，他永远相信技术推动经济发展这个规律，中国目前的发展从追求GDP“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增长，核心点就是对科技产业的支持和投入，技术发展应该超前于GDP增长。
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效率会递减，所以如何引导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杨旭评价，从“量”转变为“质”的增长，中国近十年来已经做了很多探索，服务业的腾飞、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视为突出变化，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现在，焦点转移到更大范围内的传统行业，在这个相对更重、更慢的世界里，如何二次创新、转型，话题谈了很久，变化有，但还不够快。
“如果说疫情直接改变了在线办公和教育的进程，那么对于其他传统行业来说，它改变的是意识，很多人意识到，不能再等了，不变，就会死。”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的观点是，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之所以可以在这一轮疫情带来的巨大流量压力下成势，市场需求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之前，这两大领域已经在技术和商业的层面做得够厚够扎实，否则即便需求在，也不太可能被催化成今天这个模样。
这一波大规模的数字化明星已经出现，科技巨头需要找到更稳、更准的姿势参与到更加宽广的实体经济的变革进程中去，这样才不会在下一个周期到来时被动。
前述顶级风险投资公司高管认为，科技公司市值大小，取决于能为这一轮数字变革提供多大价值，中国科技公司暂时还做不到它们理想中的水平，但实力确实越来越强，也有独特优势。
对于那些急切想要获得适合自己的数字化能力的传统公司和行业来说，它们眼下的迫切任务是保证商业运营韧性，这有关活下去。但如果着眼更加长远，不同属性、基因和规模的公司，又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
刘松说，对于那些数字化基础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也颇有一些模式创新野心的客户，阿里云的打法更倾向于帮助对方通过新的数字化能力重塑客户、合作伙伴乃至员工，重塑商业，重塑价值主张；而对于一些数字化基础能力和意识尚处于初期的客户，不追求一蹴而就，先从内部业务流程数字化开始。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投资人认为，科技巨头们今天在B2B（企业对企业）市场上做得热闹，但这个行业高度定制化的特点，决定了短期内巨头们的拓展效率不会太高。
刘松认为，数字化增加企业韧性，非一日之功，但面对黑天鹅频出的今天，现在不做，下一次还将被动。“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积累必须做，这不仅限于科技公司，传统行业公司一样。”
今天，科技公司能为广阔的传统市场创造多少价值，未来就能走到多高。反之，传统产业市场能够多大程度利用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武装自己，也直接决定它们在未来的商业世界中能走多远。
谁成就了谁？或许这是一个互相成就，并最终托高大盘的故事。
大江大河与涓涓细流
中国已形成以几大科技巨头领衔的、泾渭分明的生态系统，如果这几大系统能够关联、互通、协同，整个国家就有了共同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麦肯锡在2019年的一份有关中国数字化竞争力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数字化潜力远超许多关注者的预期，麦肯锡对中国数字化竞争力持乐观态度，原因有三个。
其一，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具备规模优势，并且拥有极为活跃的数字原住民（25岁或以下），有助于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快速商业化。
其二，原来以BAT三巨头为核心的数字产业生态圈如今正在不断拓展深化，竞争也趋于激烈。
其三，政府监管机构在早期为创新企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如今更是大力推动前沿技术的投资和应用，为中国飞速成长的数字化行业提供支持。
短短半年多时间，中国的形势已经变化不少。第一和第三个判断被加强了，第二个判断已经出现了新的态势。
麦肯锡的报告中提到，2016年，BAT这三家企业占据了中国风投市场高达42％的份额，而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仅为美国风投市场贡献了5％。相比之下，中国初创企业有五分之一由BAT或BAT前员工创立，另外还有30％的企业获得过BAT的投资。
今天，投资依然是做大中国数字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仅凭投资又远远不够。生态系统的另一个功能被强化了——用最接地气的办法帮助生态链上的所有人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2020年4月21日，安吉乡村智慧用能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查看安吉县灵峰街道横山坞村的民宿群的各项实时能耗数据。图/新华
华为政企业务在中国的生态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科技生态系统，生态伙伴总数超过1万家。其中业绩超过100亿元的有两家，超过1亿元有100多家，超千万元的有840多家。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绝大多数企业是年收入不超过千万的中小型企业。
华为中国政企业务CFO田莹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不少生态伙伴缺乏现金流管理能力，经常遇到三个问题：什么时候要去销售？什么时候要回款？融资的额度还有多少？
三个关键要素无法良好匹配的结果是，一些企业中标中大型项目，会因为出现资金缺口而影响执行。另一个问题是，绝大部分跟华为合作的中小企业财务制度相对简陋，有的甚至只有最基础的税务和会计核算，对企业的增长、库存、进销，缺乏完整的内部控制手段，这些企业在寻求融资时往往会碰壁。
这样的问题很基础，也很致命。科技巨头处于中国数字产业的金字塔尖，塔基由大量普通企业撑起。华为的解决方案是引入金融机构，为“塔基”们提供投资、运营、融资、租赁等一系列服务。
华为给到《财经》的数据显示，2019年，华为帮助生态链合作伙伴完成了超百亿的融资规模，同比增速超30％。
近两年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科技生态圈内并不鲜见，这意味着，中国科技生态圈也开始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深耕。
在数字产业公司们深耕的产业数字化市场，这一趋势也同样存在。
今天，没有人再会去否认数字化升级转型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企业越大，复杂程度越高。仅一个企业里的数字化，涉及多个业务、部门、上下游企业，这不仅是内部协作，更是一种社会化的链接，涉及到的不仅是技术、数据标准、安全、共享，还涉及业务流程、决策和整个产业链在数字化推动下的价值重分配。
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咨询董事总经理李广海近两年来深度研究跟踪了十几个不同类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他对《财经》记者评价，这些年来，他看到大家都在探索，但是经此一“疫”，它真的会在今年形成一种主流式的范式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李广海说，政企数字化，比面向普通用户的数字化，要难得太多。
《财经》在今年4月做的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复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超过31％的受访者表示将增加移动办公方面的支出，22.8％的受访者表示将增加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的支出；15.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增加将人工智能引入生产或运营环节的支出。
由于我们的这份问卷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这份调研数据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结论：对于属于“绝大多数”的它们来说，并不在意背后的技术逻辑，它们更加在意技术带来的变化，从最紧迫的办公沟通，到了解客户，到解决生产问题。最后，才会关注到云计算、5G。
李广海说，今天的数字技术往往会被夸大，机器人代替人，那是愿景，现实和愿景之间的距离，还有很远。要面向未来，也要正视现实。
“今天，行业协作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重要。”李广海强调，“哪怕一个企业要开发生产环节的一套数字化设备，可能涉及几千上万个部件，它们来自不同公司，由于高度定制化，这些公司之间的协作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搭建一套社会化的、跨企业跨行业的共用平台。”
“这个共用平台目前不存在。”李广海说，只靠一个企业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很多企业想自己干，干起来也没用。“所以大家只是在局部搞，先把一个客户的工厂，甚至是一条生产线、一个生产环节弄起来”。
杨旭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对《财经》记者说，生态链体现的是共同价值，一群饿狼相互抢食，这不是生态链。生态链存在的基础，是能看到未来共同的方向，大家非常清楚每个链里面的分工合作，每个人在这个链上具体在创新什么，共同增值。
“它绝不是一个个孤岛，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杨旭说，目前科技产业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链问题，大家都在做事，做的是产品层面的事，而不是产业层面的事，不同生态集团之间的协同性，少了一些。
目前，中国整个面向产业数字化的生态系统，形成了以阿里、华为、腾讯几大云巨头领衔的、泾渭相对分明的生态系统。当大江大河通过涓涓细流相关联、互通、协同之时，才是这整个大型生态系统定型之时。
即便是单个生态系统，杨旭认为，生态系统内的所有厂商之间的信任和协作程度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做软件的，做硬件的，方方面面的。都太独立了。”他说，多说“我们”，少说“我”，可能比较好。
东莞的一家螺丝厂IT负责人发现一个趋势，有些客户，你要跟他做生意，很多环节必须在他的系统里进行。他会告诉你，直接到我的系统里面去下载订单，同时必须在他的系统里回复交期，如果你没有确认，反正货款就往后延。如果你不去用他那套软件系统，他会说我不下单给你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只有十家客户，每个客户都有一个这样系统，你每次这么去操作还行。如果你有几百个客户，操作起来就很麻烦了。”他说，有能力的企业为了更好对接客户会去做二次开发。像它们这种小企业，还很难推动到那一步。管理层会觉得，可做可不做。因为多加几个IT部门的人，这件事也能办。
“但是我相信未来会出现一种供应商，像微信一样，做各种系统融合。供应商和客户的所有的数据都对接起来。”他举例，比如说华为和它下面的I级可以对接了，I级供应商又跟下面一级的供应商能对接了。这样能大大提高整张供应链网络的效率。
“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但肯定是发展趋势，大家都在做，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肯定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新基建，愿景与现实
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数字经济的投资者、创新者和消费者，在推动新基建的过程中，政府对投资方向的判断至关重要
政府在疫情期间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外界解读不一，《财经》记者收到了产业各界人士对新基建各种维度的解读和判断，但总体上所有人高度肯定了新基建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汤道生认为，新基建是承载各类产业应用、实现效率变革的“技术底座”。在这次疫情中，云端会议、远程办公、线上教学等应用大规模地快速部署和落地，对新型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然，卡顿、宕机、视频传输等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用户使用，可以说，科技企业与传统产业能携手通过危机的考验，新基建的功劳至关重要。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没有绝对的新和旧之分。”他说，即使是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离不开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帮助。5G、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了数据的连接、交互和处理，将为产业升级带来更大的空间，推动形成新的产品服务、新的生产体系和新的商业模式。“这些领域我们都会加大投入。”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今年4月的一个讨论会上评价，新基建可能是解决近几年民间投资意愿不强的新机会。几年前，民间投资整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直在60％左右，最高的时候达到了65.4％，201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56％。
一位不愿具名的民间投资机构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他的直观感受是想投的不能投、能投的不愿投、不知道往哪投。
多年来，中国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两大行业，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较低，经济转型期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房地产行业涉及去库存和土地要素供应问题。上述投资人认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核心，是引导资金投到产业链长的、增长前景好的领域里。他评价，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新基建可能是一个好标的，但具体投哪，如何投，需要进一步明晰判断依据。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内在比形式重要，质量比速度重要。
中央发布新基建政策之后，25个省市政府相继发布新基建投资政策方案。投资金额近34万亿元，这相当于2019年国内GDP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在推进新基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东部地区修桥修路等大体已经完成，更强化在新技术的应用；中西部地区更侧重于补短板，尤以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为主，但又要抢占新基建的赛道，避免被赢家锁定。
2020年4月29日，工人在唐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焊接机器人生产车间调试智能焊接机械手。图/新华
“政府投资是风向标，说白了，当地政府重视什么，我们跟着发力什么。”国内某大型科技公司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如果不跟着政府的大规划盘子走，你会被边缘化，会很被动。
“这就更加凸显了各级政府方向判断的重要性，”中国南部的某大型城市政府规划人士评价，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一哄而上，不考虑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实际的情况。根据当地的产业基础、经济实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市场容量来合理安排，可能是较为实际的考虑。
另一位研究政府基建项目的行业研究者称，新基建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直接回报率不高，科学慎重的决策尤其重要。这要求当地政府通盘考量直接收益、对社会产业的贡献、对经济发展的杠杆效应等，然后再进行投入产出决策。
可以适当超前，但要量力而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政产学研领域多位人士的共识是，新基建的大型投入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创新的基础，当市场中政府和民间投资大量并行时，大胆的规划、冷静的考量有益于整个数字经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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