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数字经济发展部署创新链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新形势下，以低端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模式难以为继，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参与附加值较高的创新环节，融入全球创新链。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兴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推动本土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从价值链到创新链面临阻力

　　美国杜克大学的格里芬教授从技术演化的角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的升级路径，即从OEM（代工制造商）向OBM（自有品牌制造商）的演进。其核心机制在于，后发企业可以通过“边干边学”吸收各种隐性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进而完成功能升级。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仅有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少数经济体实现了价值链升级，而大多数仍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中国的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在部署创新链的转型升级关口，也面临内外两方面阻力。

　　外部阻力来源于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虽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带来了机遇，但产业链中最为核心的技术往往并未随着产能的转移而转移，而是逐步集成在具有高技术壁垒的核心零部件产品中。沿着发达国家构建的技术轨道，发展中国家的下游企业必然在生产过程中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核心零部件产品，比如，2018年中国对芯片产品的进口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并且，随着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在半导体供应链上游进行出口管制，国内下游企业时刻面临芯片被“断供”的风险，因而技术也成为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在局部领域“弯道超车”的最大阻碍。

　　内部阻力来源于对低质量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长期在跨国公司制定的技术与采购标准下进行生产，逐渐形成了对外源性技术的路径依赖，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积累。这也直接造成了中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品牌缺位。2019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有多达129家企业上榜；但在品牌咨询机构Interbrand发布的2019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排行榜”中，中国仅有华为（74位）上榜。当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与品牌塑造意识时，容易陷入低水平扩张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削弱“边干边学”的技术积累效应，还可能对“中国制造”的口碑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赶超窗口期

　　后发企业对在位企业的赶超往往源于颠覆式创新，而颠覆式创新更多发生在行业主导设计成熟之前。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兴数字通用技术，被认为是变更技术—经济范式的根本性技术，必然引发大量传统行业的主导设计更迭，为中国企业在局部领域进行追赶带来了关键窗口期。比如，在高铁、智能手机等高技术行业主导设计变革期间，中国企业就迅速切入市场实现了“弯道超车”，颠覆了原有的全球产业格局。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重塑。

　　一方面，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有所强化。数字技术扩散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产品复杂化、设计模块化以及分工网络化。传统制造业如汽车产业，因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卫星定位技术、新能源技术的集成，产品复杂度不断提高。为应对产品的复杂化带来的技术复杂度上升，催生了模块化的设计规则，形成了庞大交错的分工网络。比如，2017年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多达769家，其中不乏三星、索尼等巨头企业。在产品技术集成度和分工复杂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需要整合产业链上不同的技术与零部件。中国本土庞大的产业链体系，不仅获得了分工专业化的红利，还大大降低供应链整合成本，提升了集成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本地产业链协同创新。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创新导向更多借助于用户需求数据分析来明确，而且产品性能也需要软硬件配合来实现。换言之，一项新技术从开发到商业化应用，均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这使得创新链上的企业普遍采取开放式创新策略。瑞士圣加伦大学的加斯曼教授描绘了三类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一是由外向内的创新过程，即整合供应商、客户和外部知识源，丰富公司自身的知识库；二是由内向外的创新过程，即对外出售专利或将知识对外开放；三是耦合过程，即通过构建包含各种互补性技术的联盟，建立双向开放创新过程。总之，实现开放式创新嵌入创新链，最为重要的能力是对外部的创新要素进行整合，发挥整体协作效应。因此，整合中国本土庞大的用户与供应商群体，有利于迎合数字经济下的开放式创新范式，从而构建本地创新链。

　　在数字化进程中多点部署创新链

　　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利用新技术、新业态兴起的契机，围绕本地门类齐全的产业链多点部署创新链，以本地创新链融入全球创新链。

　　第一，以产业链中物联网平台为核心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物联网平台企业重点突破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关键应用技术，鼓励华为、小米等物联网平台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合作，积极探索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5G网络、云计算等技术融合的新型产品架构，打造基于HMS、MIUI等物联网平台的生态系统。利用平台企业的品牌效应提升产业链中游的议价权，扭转中国制造业被锁定于“微笑曲线”底端的困境，与上游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下游品牌营销商形成W型价值链治理结构。

　　第二，基于用户大数据建设产业链下游开放式创新平台。首先，完善互联网用户隐私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鼓励企业合理合法地利用大数据要素进行创新。其次，植根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支持电子商务企业、物联网平台企业开发用户大数据平台，从国内市场海量的用户数据分析中明确提升用户体验的创新导向，将庞大内需市场优势转化为大数据优势，自下而上主导创新链。最后，利用下游用户大数据平台赋能传统制造业，提高制造商对市场反应速度，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第三，培育产业链中上游的“隐形冠军”集团。支持中小制造业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成为深耕于细分市场上单一产品的“隐形冠军”。鼓励中小企业不断加大对核心产品制造的研发投入，掌握关键工艺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积极与下游企业协同开发定制化的高质量零部件，共同构建局部领域的专利池。利用工业机器人、工业云平台、3D打印等技术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叠加效应，培育智能制造、智慧工厂方案提供商等关键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鼓励上游零部件制造业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

　　第四，加强数字经济基础科学研究。鼓励高校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聚焦世界数字产业前沿，部署芯片、人工智能、5G网络、云计算等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平台，鼓励国内高校基础研究团队与相关企业借助协同创新平台展开研发，打通基础研究产业化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