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东：搞好新基建 超越新基建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搞好“新基建”是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来自于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超越新基建来应对。

　　一、搞好新基建具有重要意义

　　在疫情的冲击下，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下降了6.8%，社会就业、财政收支、企业经营、人民生活等都面临巨大压力。为了减轻和化解这些压力，中央提出要加快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成为热门话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4月20日在发改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5G通讯、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很显然，新基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直接解决餐饮、旅游、娱乐、外贸等受冲击最大的行业的问题。新基建的主要目的，从短期来看，是希望通过加快一些新型产业的发展来弥补受冲击较大的产业遭受的损失，同时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从中长期看，新基建可以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有人担心，新基建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且当时在制定相应政策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喜欢用书本描述的理想化的状态套现实，希望政策完美无缺，实际是一种“幻想”。新基建的大部分内容不属于传统产业或产能过剩产业，而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大有前途。

　　二、超越新基建，实现大发展

　　对于新基建，还有其他的观点。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指出：新基建是必要的，但是量太小，不足以挑大梁；新的城市建设是更有效的措施。对此，我们是赞同的。没有足够大的投资规模，是难以真正化解目前的巨大困难的。

　　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越疫情的影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理解新基建，“超越”新基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我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高速增长的潜力，二是需不需要高速增长。我们的认识是：我国经济还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也需要高速增长。这就决定了，新基建是必须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我们先说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从国内看，我国的人均GDP还不高，特别是还存在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和相当数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从国际看，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日益增大，美国步步紧逼。化解这一矛盾，靠韬光养晦、妥协退让是办不到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科技实力，尽快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只有这样，才能不怕打压，才能争取到更多盟友。正因为如此，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是必须的。

　　再说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这需要一些理论分析，具体而言，从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看，组成国民经济的众多产业具有不同的特点：有些产业属于高投入/高产出（I）类型，有些属于高投入/低产出(II)类型，有些属于低投入/低产出(III)类型，还有些属于低投入/高产出（IV）类型。当然，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可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国家IV类产业较多，有些其他类产业较多。

　　根据这样的分类，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或潜力不是笼统的，也不简单是各个产业的平均数，而是存在于具体的、不同的产业之中，是各个产业增长潜力的总和，具体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世界总体的需求量与我们能够满足的需求量，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满足需求的能力，取决于每个产业里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考虑到除了高铁、5G等少数产业外，在大多数产业中我们同发达国家企业在市场份额和竞争力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而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遍布I、II、III、IV各类产业，潜力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或者说，它实际上是竞争力弱的代名词；提高了产业竞争能力，就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遍布各类产业，那么为什么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理想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了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增长的理解偏差上：不够重视I、II、III类产业，而对第IV类产业寄予过高的希望，在很多产业盲目地去产能。考虑到我国I、II、III类产业的规模远远大于IV类产业，而且II类产业中还包括很多处于培育期的产业，其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这样做其实是人为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举两个例子。一是传统经济大省山东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不理想，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抽象的所谓体制机制问题，而是传统产业不合适的、剧烈的去产能，大量企业被关停。二是化工产业，我国虽然是化工大国，但是乙烯总产量还远远落在美国后面，按人均计算就更为落后。因此，虽然乙烯产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但仍需要大力发展，发展的限制条件在于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能力，主要是技术能力。即使是轿车产业，若按人均计算，我们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

　　换句话说，在我国的I、II产业仍然充满增长潜力的时候，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高投入是必须的。产业升级靠的不是关停企业，而是技术升级、设备升级，这些都需要投入。还是以山东为例，山东有大量的高投入高产出型产业，全省201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4%，但2017年降为3.5%，2018年4.1%，2019年则跌至-8.4%。如此低的投资，不可能有高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只山东如此，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为什么许多地方不够重视I、II、III类产业，而对第IV类产业情有独钟呢？一是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实践，而且是错误的实践。在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对股市的偏好，低投入、高产出的IV类产业受到追捧。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二是把我国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等同于发达国家长期发展后经济增速的下降，没有看到我们的增速下降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造成的——然而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这些发达国家不是不想实现经济发展的高增速，而是实现不了：他们选择了“预期高”的以低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IV类产业，忽视了“预期低”的其他类产业，因而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选择、忽略和放弃的严重后果，在虚幻的股市中是难以被人们认识的。久而久之，人们反而适应了低经济增长，并认为“低增长、高股价”就是正确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表明，很多人所羡慕的美国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并不成功，2007—2016年，美国年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1.17%，而在1948—1976年，这个数字是2.79%。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的建议是：搞好新基建，超越新基建，重视广泛存在于所有产业的各种发展机会，以高强度的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这包括但不限于：大规模建设政府投资的高质量、功能齐全的住房，并出租给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员；大规模增加更广义的建筑业、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大规模建设以5G为基础的信息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与完善电力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为破解国内外压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