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市场是基础性力量

　　以下为江小涓演讲实录，略有删减：

　　在线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公益年的系列讲座，也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下午的这次讲座。今天的题目叫作《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选这个题目有这样几点考虑，这是我比较长期研究的问题，大概在复工刚开始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就叫《需求侧全面发力，供给侧点面结合》，一个重点讲的就是疫后的数字经济应该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重点。另一个原因是关于短期经济复苏的政策，各方面讲了很多，我确实也讲不出来什么更新的内容。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关于新基建的问题，各方面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大家也希望能够多听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关于新基建有多重要，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真乐观，有的是跟着乐观，也有的是希望别人乐观。我对很具体的点的研究是很有限的，也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领域能够达到的范围，和自己的理解，跟大家谈一点看法。

　　我们看数字经济，有两条线，一个是长期趋势，一个是近期赋能。长期的趋势，我们讲这么四点，第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第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第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这是数字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向好趋势。

　　近期赋能我们也讲四点，第一是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间表现非常优异。第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第三是我们可以启动新的服务需求。第四是在这次防疫中间，我们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公众所了解。

　　我们按照这样两条线，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样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第二，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确实是大展身手。第三，新的技术会拓展新的空间。第四，要启动更多的服务消费，都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第五，产业互联网会加快发展。第六，我们中央要求的服务业、制造业要融合发展。第七，今后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要各归其位，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先看第一个方面，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这是我们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9次的学习，其中4次都是直接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的。一次是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还有一次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再有一次是全媒体时代，媒体的融合发展，最近一次2019年10月讲的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19次学习中有4次都是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的，充分表现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中央的一个长期战略考虑。

　　除了我们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重要决定都提到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最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要加快5G的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那个时候已经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后边我们历次政治局会议，还有在防疫中，中央开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多次提出要加快建设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务院对此也做出了多次重要的部署，我们把最近几次简单看一看。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技术产业。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要有机的结合起来。2020年1月，又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并不是说这一次我们面对疫情一个应急的举措，一个临时的决策，是持续对这个问题高度的重视。

　　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我们讲讲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的突出表现，这个问题讲的挺多了，我们就简单的在概括归纳一下，也是两条线。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在疫情下的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控中在患者的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踪和分类管理四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生活方面，在在线教育、餐饮外卖、协同办公和零售电商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简单看一下，患者诊疗方面，有几个在疫情中间才比较成规模应用的新的方面。一个是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医院中的应用，它可以传送很多的物品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说实在也是一个起步和尝试，它替代不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智能化医疗影像分析技术，提高了速度和诊断的准确率，阿里、腾讯、华为这些大的科技平台企业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第三方面就是远程医疗，特别有5G，其实有的也不一定是5G，为在线专家的远程会诊创造了条件，解决了疫区专家资源不均匀和安全性的问题，这次用的频率很高。

　　第二个方面是疫情地图,可视化地显示疫情，全球实时动态确诊。现在很多城市，你点开以后知道今天新确诊的病例在哪里，去过哪里，追踪的还是非常详细的，也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人群追踪，你乘坐过哪趟交通工具，这趟工具上是不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的病例，自己录入进去以后就可以查询，也是非常高效有用的用途。

　　另外可以分类管理，现在比较典型的是健康码。公众在线申报健康信息以后，它可以生成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码，来展示这一个个体带病或者疑似或者风险高低。这次非常广泛应用，应用人群大概已经接近10亿人，所以还是很有效的一个管理办法。这是我们数字技术在助力疫情防控中发挥的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同时它在数字技术保障、社会运转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在线教育，这次统统地推迟开学，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如果完全在家的话，不能够正常地按节奏进行课程教育，还是非常焦急，后续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这次大中小学都开始进行远程的授课，特别是钉钉对中小学的教育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支持了各种创新的在线教育模式，一个数据讲在3月11号，全国有14万所学校，290万个班级是在叮叮开课的，覆盖了1.2亿名学生，350万名教师在叮叮当起了主播来上课。

　　外卖不用讲了，特别美团、饿了么这些大的外卖集团，这次为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让隔离在家的民众有饭吃，有必需物品用，也把宝贵的医疗资源配送到了医院和病人处，美团称外卖量增加了很多。由于外卖量增加，疫情发生以后，在那么多企业裁员的情况下，美团的平台已经新招聘了33万多起手，所以业务量增加非常大。

　　技术保障社会运转的一个方面是零售电商，确实是推动了无接触购物和配送，缓解了疫情对大家日常正常生活的影响。每日优鲜日交易额均为平时的四倍，家乐福到家业务订单同比增长了将近六倍，我们相信在线的每一位同事，在疫情中间，一定对保障日常生活运转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会有深刻的印象。

　　再一个是远程协同办公，复工以后，很多企业不能满额到现场来办公，所以科技企业提供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降低了人群集聚的风险，像我们学院，会议主要采取网络会议形式。腾讯会议的用户是成倍的增长，到3月底日活跃账户数超过了1000万。

　　当然也有问题，我们平常开会也不那么容易，大家都得到现场，现在是无论何时说开就开，大家也有点感到不适应。我下面举个例子，4月4号清明节，我们学院要开会，结果大家都很忙，我们就晚上8:00~9:00开会，开的差不多了，还有问题要研究，咱就再开一个会，马上快速会议又定了一个9:00~10:00。会也开的太方便了，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数字企业还在不断的创新之中，不光刚才大家熟悉的这些外卖、会议、教学等，这是我们刚刚开始开放一些景点，清明节刚刚过去，美团和中国景区协会共同发布了一个防疫标准，符合标准的景区，在页面上会注册叫安心玩的景区。

　　清明节期间，安心玩景区收获的客流量，是非安心玩景区客流量的2.1倍，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防疫标准。另外美团和饭店协会，联合推出了防疫标准，注明了安心住的酒店，也是在清明节期间，安心住酒店的间夜量环比是非安心住酒店的1.6倍，参加民宿的安心住的房源订单，实现了40%的增长，是非安心住房源的1.7倍。这都是大型数字技术企业，根据当前防疫、复工正常生活的需要，不断地在创新，不断地在开发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

　　在疫情期间，除了保证国内民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之外，我们的企业还向全球展示了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比如钉钉被联合国推荐给全球的学生和老师进行远程学习。上个月腾讯又被联合国作为提供远程通讯支持的首选平台，都表明了在防疫中，我们的数字企业充分展示了优秀度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近两年数字经济增速减缓 新技术拓展新空间

　　第三讲一下新技术拓展了新的空间，其实就讲到5G的应用到底如何来拓展下一步的数字产业、数字生活。在疫情之前，最近两年多，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减利的趋势，总体上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和增长势能有所减缓。

　　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从市场来讲，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上网时长出现了停滞。所谓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就是你有多少人持有移动终端。上网时长是指每天上网多长时间，无论你在线上做什么，是搜索、购物、上课，还是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用户数加上单个用户数的上网时长数，乘起来是国民的线上总时间，对于数字服务企业来讲，这实际上是你的市场规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这两个数字在最近两年多增长出现了明显减缓，在最近一年多有停滞的趋势，这是市场的问题。

　　第二，从供给侧的问题，互联网新产品的表现总体上比较贫乏，和前些年相比，我们期待了好几年的比如自动驾驶、量子计算、3D打印、机器人都还没有真正消费级应用的突破。

　　第三，国内外多数互联网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下滑，股市表现也不佳，不是所有，但是总体看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出现这种数字经济发展减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4G技术支持之下，互联网能够支持的产品，需求已经比较充分饱和，新一轮发展需要新的技术来支撑。

　　我们看刚才这个数字，简单看一看，互联网移动上网人数出现了停滞，大概在去年的年中的时候到达过一个高点，实际上活跃用户数是在下降的，最近几个月才刚刚开始走平，但是总数的增长现在看来是比较困难的。

　　到了2019年的11月份，因为此后疫情因素的影响，它的可比性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到了疫情前的这一个月，可以总体看我们在一个高峰上，但是逐渐有往下走的缓慢趋势。我们觉得再往下走也不可能，用户也很难再减，但是再往上增的难度也是很大的，这条黄线是增长率，我们看增长率已经掉到了差不多零左右了。

　　移动互联网上网人均时长也出现了停滞趋势，我们画的不够靠前，从2008年开始，我们人均上网的时长是一个非常陡的上升的趋势，大概在2016年开始，这个趋势比较平滑，从去年年初开始，人均上网时长基本上是停滞的，过去半年略有上升，但也是非常平的，大概6小时左右，最高到过6.3，现在到了6.2，这就是互联网上网的人均时长的表现。

　　我们刚才讲新产品的出现，特别巨头们再三讲的进入下半场，消费互联网是上半场，产业互联网是下半场。巨头们希望进入下半场还没见到那种希望的热闹场面，原因还是目前技术支撑是不够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连接的内容性质是很不相同的。

　　产业互联网连接的是一个一个很不相同的专业部门，它是一道一道的崇山峻岭，每一个山头不一样，每一个行业的特点不一样。消费互联网连接的是需求很相似的消费者，我们一个互联网面对C端的平台，面对消费者的平台，它是一马平川，对所有的消费者都是适用的，它连接的内容不一样。消费互联网主要连接的是信息，产业互联网连接的是信息加设备的实时状态，就是物联网，需要的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不可相比的。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一辆车，我们讲自动驾驶，它接受的信息要非常及时，如果时间延迟一秒，汽车时速80公里时，这车延迟一秒就出去了22米，我们可以想象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必定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延迟可以在毫秒级别，同样的时速，这时它只跑出去几厘米，这样的自动驾驶的安全保障，我们觉得是可以被公众所接受的，所以它一定是需要很低很低的时间延迟保证，我们下半场需要的技术保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数字产品的革命性创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撑？我们这儿讲两个最基本的，首先要有一个支撑移动物联网大规模连接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机器类通讯，有很多传感器的高密度分布，需要大规模实时连接的能力，最典型的是智慧城市的建设。

　　对另外一类，我们刚才讲的，对时间要求非常准确、及时的这些行业来讲，我们是需要超高可靠，绝对不能出问题，非常低的时间延迟这样一种通信能力，这样可以满足很多行业更高标准的要求，比如工业生产线上对机器操作的精准，比如我们远程手术需要的精准度，还有刚才自动驾驶所要求的。

　　从新一代网络，产业互联网新的消费技术所需要的技术支撑来看，5G的应用前景，我还是要用这几个字，的确是激动人心的，还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新基建。新基建的概念，从2018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之后，集中在几个方面，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最近又加上了数据中心建设，当然有人延伸了很多，我们觉得延伸没有边界了，我们还是用最准确的概念，讲新基建在这几个领域。

　　从支撑数字经济下半场的角度看，5G和5G+产业确实具有基础设施的性质，所以我本人还是认可，这一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回过来到底规模有多大，这也是大家争论的问题。

　　我们讲基础设施建设，讲一个方向，不讲数量，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到底规模有多大？我本人没有研究，这是一个很技术性的研究，也是很费时间的研究，我转述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研究，大家也就姑且听之，看看它是怎样一个表述。

　　一个是工信部下属机构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未来五年，2020~2025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中国10.6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产出，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是24.8万亿，更为重要的是，特别是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是，它能够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我就转述一个说法。

　　还有国际上多家咨询公司进行了综合的预测，他们的看法是对具体产品来讲的。如果2019年以后5G能够全面部署的话，到2025年，5G手机可能会累计达到50亿部，基站建设会达到650万，我转述一些有一定重要性和市场地位的机构的表述，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国信通院的具体算法，这些亿是怎么算出来的，企业的网络建设多少，垂直行业设备投资多少，信息消费多少，信息服务带动多少终端消费等等，他算的也还挺有意思，有整有零，实际上这算是一个大的概念的算法。

　　总的来讲，从这些权威机构的算法来讲，5G信息基础建设和它带动了后续消费，数量还是可观的。前边不是我算的，我姑且说之，大家也就姑且听一听。

　　但是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下边这么几条，第一我相信我们有优势，第一我们有应用5G的较强能力，首先我们是提前部署，加快部署的。全国的5G基站建设规模已经接近了16万个，50个城市已经开启了5G商用，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的5G套餐用户，已经达到1000万人，另外我们在云数据中心资源的供给，比如阿里云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全球500个超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中，32%来自中国，仅次于美国的37%。这也是中美差距可以量化中间一个差距很小的领域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我们的大平台企业，在和5G应用相关的领域，都是比较领先的，比如人脸识别，智能语音、智能终端、行业应用这些领域，已经有一些国家级的开放性创新平台，在加紧建设和运作。所以我们有优势，有应用5G的较强能力。

　　我们还有优势，我们有巨量的消费者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字经济是一个初始投资很多，但扩展用户规模的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它有非常清晰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中国的巨量消费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可以同时达到规模经济的效应和竞争效应，还能同时实现多样化，产品迭代非常迅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因为平台性企业规模不够大，就没有竞争力。如果对一个市场不够大的用户群体来讲，达到规模效应以后，它会排除竞争者，所以又达不到竞争效应。所以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巨量消费者的国家来讲，仅仅国内的市场就可以允许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

　　第二个是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实体产业，能够支持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产业互联网是一个一个领域在做，如果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够大，因为平台的建设费用很高，服务用户不够多的话，从商业化运作的角度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了。

　　我们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平台，也能连接非常多的产业、企业和设备，使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在成本和效益方面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后面我们会举几个例子。大规模的产业还能支持生产服务性非常专业化的、数字化的发展，主要还是能够提供可观的用户。

　　比如深圳有超过6000家工业设计机构，能够提供非常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例如电子信息产品如手机，方案设计、外观设计、电路设计、结构设计、主板设计、手板设计、模具设计等，可以把一个不太大的产品分工得非常细，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越细经济效率也好。

　　分工细了以后，它只做一点点单品的价值量是不高的，所以它需要放量，需要有规模，所以背后有一个大的产业支持，专业服务商就可以变得非常的丰富、深入和细化。这也是大规模产业所支持的，我们相信我们还有优势，再往后我们有大数据，我们有机器学习，机器学习需要什么呢？需要不断输入巨量的数据，才能够来学习。我们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在制造业平台上，可以录入的供机器学习的数据，应该都是全球最大的，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刚才讲到的专业化服务。比如办公座椅这个非常聚焦的、很具象的产品，中国的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600亿，全球80%的办公座椅是中国生产的。有了这么大的生产商，设计商就可以很专业化。

　　我去年去了光明家具，这个家具是一个很老牌的企业，每一个系列的家具，背后是一组设计商，时尚的、兼顾的、传统中式的、非常西方现代的，有不同的系列，每一个系列后边不是一个设计商，是一个体系的设计商。甚至有的椅子只设计椅背的舒适度，也可以要专门的设计商。

　　所以有了非常大规模的用户之后，生产服务企业可以做得非常专业化。这是一个企业的例子，我们有一个专家王晓红女士，她是专门做设计行业研究的，研究了很多很细的案例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她提供了一个专门做办公用椅一类的设计商，叫米朗设计。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商，她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她需要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细致分工的匹配。

　　确实对这样企业来讲，如果只对一两家制造企业来讲，是达不到一个企业生存的数量标准，这个企业是直接面对几十家座椅的生产商来提供设计的，所以非常专业化，做得非常好，产品工具迭代，软件迭代都可以做得非常快。

　　我还相信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有一批好企业，那么企业是真正数字时代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它们不光有能力，还有价值观。我们在这一次危机中间，由于对网络空间的需求升级非常快，那么这些企业都是几天几十天时间，几乎每天在更新版本，每天在加速工作。

　　比如腾讯会议，其实它也赶的很巧，去年12月刚上线的，就赶上了这一次大规模的应用，它上线以后保持着非常快速的迭代，一百天更新了二十个版本，八天能够扩容超过十万台云主机，这些企业领域中间的工作的同事是非常辛苦的。

　　钉钉为了满足中小学教育的需要，持续升级了在线课堂的直播功能，支持直播、录播混合式的创新教学，在中小学开课以后，在阿里云也扩容了十万台的云服务器，我觉得这些企业大概已经不是996了，这些同事非常的辛苦在工作，为全国民众提供一个特殊时期，比较正常的可以运行的生产、生活、学习环境，所以我们有这样一批好的企业，既展示了能力，也展示了价值观。

　　还有一个企业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我们有一批援鄂医疗队，陆续撤回去了。国内疫情的平稳和下降，全世界的疫情在爆发，那么国外的医院和医生对怎么应对新冠肺炎，经验积累是不够的，特别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显然我们远程去人的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阿里健康和钉钉就搭建了一个国际医生交流中心，非常快。援鄂医疗队往回撤的同时，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他们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护工作者，能够实时交流最新的疫情防控的临床经验，而且他们用数字化的方式，他支持十一种语言，而且是AR的翻译。这样交流才可以没有障碍。各国的医务工作者既可以选择和中国医生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选择参加医院分享直播课堂，这个效果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国际医生交流中心，直接就可以把它从AR，从任何语言翻译成中文或者翻译回去。杭州是我们援鄂医疗队量最大的一部分，他们的专家和国际医生交流，交流完以后，时间超出了原来定的时间，结束以后他们在群里还在继续地交流。做这件事情时，马云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很不像话地问了一句，说你这收费吗？马云说我这是救命，我收什么费，在这个时候全球是一个共同体。

　　确实在全球展示了我们企业的责任感和能力，我们有一批好企业，我相信我们这些企业，将来有这种胸怀和情怀，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前景的。

　　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刚才最初提到的我们新基建也罢，5G产业也罢，新一代数字经济也罢，我们将来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我们先说一下基本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有两种形态的，一个是5G产业化，5G手机、5G基站和5G应用中间的一些发展，还有一类应用是产业+5G。比如教育行业是存在的，有了5G以后，有新的教育形态出现。两大类中间我们简单看看这张图，这张图是不同的机构，它对美国2016年数字经济所占比重的一个估计，可以看出来差别非常大，BEA算的大概只有6.5%，这是我们中国信通院算的，超过58%。

　　算法上有一点差别，但是它根本的差别就是只算5G产业，还是把产业+5G两个产业都算上，从这张图上看，这是一张比较纯粹的5G产业，它的比重很低，这是一个比较满口径的5G产业加产业+5G，它的比重是很高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在数字产业经济时代，两种类型中，产业+5G，各类产业把5G技术加进去的应用，前景是更广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新一代技术基础之上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乐观预期。这是我们讲的问题。

　　在5G技术加持下，产业+5G的空间就很大了，数字消费应用有新的前景，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有非常广泛的前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也有很好的前景，公共服务的应用也有很好的前景。我们有很多方面产业+5G的空间，这是我们讲的新一代技术基础，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下一步发展的支撑。

　　在5G加持下，千亿级消费有望实现商业化

　　第四个方面我们讲在5G的加持下，可以启动更多的数字消费了。大量的新机遇出现了，首先是技术发展支持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双轮驱动，更多百亿级、千亿级的消费可望实现商业化。

　　第二是疫情培养了消费者的新消费习惯。我们现在网络学习、网络会议、网络医疗、网络办公等，大家都已经非常适应了。我相信在疫情过后有很多会议会被网络形态所替代。

　　另外和疫情之前相比，政府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其实是一次非设计的广泛实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情景的话，这种实验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想象清华大学全部上网课，在此前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种场景，我们也不能想象全国的中小学生用钉钉来上课，所以在这样一次疫情中，通过一次非设计的一种新型实验之后，各个层面对创造出新的应用形态接受程度更高，想象力更酷，想象空间更大，所以我们数字服务有大量的新的机遇。

　　下面我举例子说，一个是我们远程互动网络教育在非5G的条件下，我们也有远程教育，但我们基本是单向的，老师上课学生在远途听，很难做到互动交流，特别是点对点的交流。现在有了5G之后，老师可以教，学生可以问，学生之间可以讨论，而且可以直接对人。这样的话教学才有了一种现场教学的意义，如果教学没有互动的话，那就是满堂灌。那不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体现。在5G之后这种最后一公里多点互动，往返互动的远程教学模式就可以实现了。

　　远程医疗的诊断和治疗也有可能实现。现在的互联网医疗大部分是问诊，网上问医生我什么症状什么情况，实际上是信息的交流。有了5G之后，我们可以实时远端诊断，可以给他做检查，将来想象的空间是可以远距离做手术的，医生在这一端操纵，那边医疗器械可以在远端来做，当然这个需要的东西更多，不仅仅是通讯能力就能够做到的，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通讯能力，这样一个情景才可以想象出来。

　　体育的新形态也会有很多。现在有现场的体育，互联网上像电竞一类的体育，将来体育可以有一种新的智能体育形态。像我们戴一个头盔在现场骑车，然后你就想象要到任何一条赛道上去骑车，你感觉到你的车的蹬得地面的感觉、坡度、弯度和你在现场骑是一样的，你在现场是什么表现，就好像你真实的在当场骑行的表现。除了单人骑还可以多人骑，是可以比赛的。你蹬得快，看出来你就跑到别人前面去了，你转弯的技术控制不好，你真的就会在模拟中摔倒。所以智能体育的空间想象也是很大的。除了我们有很大的场地去做这些体育活动之外，我们在很小的场地上，还是身体运动，但是你就会感觉出来，任何想象中室外场景的运动，所以他带来很多新的形态。

　　还有在音乐消费中，我们有一个远程的音乐，特别是一个大型的多乐手合作，比如交响音乐会的时候，他对时间的要求一点点都不能马虎。去年音乐家在世界各地通过5G网络试了一场音乐会，叫《巴赫C小调前奏曲》。那么这些乐手分别在哪？在世界各地，德国、西班牙、蒙古、瑞典、美国和日本。他们在世界各地，声音同步传输。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听听他们用5G在世界各地合作了一场音乐会的效果。

　　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再听了，我们可以听到这样高精度的音乐会，在世界各地通过5G音乐，我们在异地听没有任何违和感，没有任何时间的延迟。我们可以想象将来类似这样文化活动的举办，所有的演员在中国，我们在世界请一个顶级的专家，一个音乐家，他在外地通过一个大屏幕展现以后，完全可以加入到现场的演出中，可以想象能创造出来的这种空间有多大。

　　刚才我们大概举了一些在5G加持下，对C端的数字经济应用，还有很大空间。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有教育、有医疗、有文化、有体育，其实还有更多，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往下讲了。

　　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物联网的加入

　　第五方面我们介绍一下，在新一代通信技术之下，产业互联网的前景是很广阔的。前面我们讲了说产业互联网需要的通信量，需要的计算量，和消费互联网是完全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有物联网概念的加入。

　　消费端互联网和产业端互联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各举了四个方面(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交易、数字化物流)。其实下面三个方面没什么差别，数字化营销无非就是把广告推给我们消费者，还是把广告推给企业，是一个往后延伸的问题。

　　数字化交易无非我们用支付宝来交易，还是用企业的电子化的交易来做。数字化物流也是，是我们天天看订的外卖、淘宝上的物品到哪了，企业也是看看他们定的物资到哪里了，这三点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差别最大的还是在数字化平台本身。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淘宝、天猫、京东，它有一个数字化平台，对所有的企业，对所有的消费者、对C端都是可用的。

　　但是对产业互联网来讲，这个平台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纺织企业可以用的数字化产业互联网，可以用到汽车企业上，可以用到其它类型的产业上去。而且物联网的设备连接以后，它要实时知道，比如旋转类设备的转速、力度、热度，能展示是不是正常工作的所有参数，都是要时时被录入的，所以它需要的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差别也是很大的。

　　我们还是前面讲过的，对于产业互联网这样的数据连接计算量和通信量来讲，没有一个更新一代的网络通信技术是做不到的。现在到底产业互联网怎么分类是很不一样的，我挑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相对好理解的一个示意。

　　我们看看产业互联网大概有这么几类的平台，一个叫短链平台，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生产管理，局限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用了中国通信技术研究院提供的案例，一个科技企业石油钻井的互联网平台，它的基本原理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旋转类设备的振动信号、温度信号传到现场的数据采集站，再传到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分析数据，它要做什么？到底钻头的工作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这样它要有及早地维护更换结果出来，它要有效地预防非计划的停机。本来我准备让它转，它坏了，所以它停机。它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总之来讲，它是一个对生产过程本身采集数据和进行控制的一个系统，这是短链平台。

　　还有中链产业互联网平台，它就向用户的终端的服务来延伸了，比较经典的那些大型设备在远端，比如我们工程机械，是徐工生产的，但是在世界各地在运转，这些设备它是不是运转正常？部件是不是要换了？该停该开？我们可以通过远端的产业互联网来加以控制，实现什么？可以实现自动的启停，可以控制部件的损耗，可以判断设备的健康状况，也可以智能的对零配件进行管理，可以一直延伸到最终设备的使用端去，我们叫中链平台。

　　还有一种是长链平台，是一个协同全过程资源的配置平台，这我也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去年去了一下，这个企业叫大杨集团，在辽宁大连。我去的时候跟工信部的同事讲，我想看一个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结果他给我介绍了这个企业，说你去大杨看一下。

　　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吃惊，我说那也是一个工业很发达的城市。传统的服装制造企业是最劳动密集型的，非常难用设备来替代人工操作，他说这个企业非常特殊，它是智能化制造企业的示范企业，做得非常好。

　　我去了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多少年以前我做工业研究，看过太多的制造企业，现在的企业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西装定制企业，它是定制，不是批量生产工装的。那么这样定制，你知道是非常昂贵的一种生产过程。他们以工厂的智能化改造为手段，实现多品种、小批量、高品质、快速反应的定制化生产模式，他正在建设一个智能化单裁定制工厂，这个工厂如果不能智能化的话，生产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企业现场我们拍的图，这是一个3D的量体，在全世界大概有二十多个可以量裁体定衣的点，比较理想的就是两方一接，用户在3D这儿站了以后，他们这边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下来。

　　但是我现场看的时候就卡到那了，它不动了，这个董事长是个女同志，非常有眼光。她就说现在就是通讯的通量不够，经常就会卡。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这台设备在远端，由那边的人量出来以后传回来，还没有真正做到远端实时定制。

　　如果将来我们5G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不用那么费事了，客户往这一站，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采集到所有的数据。所以这个企业是一个高度智能化工厂，从原料的采购的出厂，恨不得从棉花怎么种都想知道，从长链回到企业的采购端，然后到生产端，然后到客户端是一个全链的、智能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这个企业还是很有意思的，它建了一个智能化的管理体系，如果没有足够规模，这个管理体系的建立是非常昂贵的。它每一个工序怎么做，都要做非常多的工作，又是小批量，不断在变换产品类型，它做了一个据说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好的纺织行业的智能化控制体系，所有的车间都会展示整个生产进展的情况。

　　这还是一个劳动密集的企业，到车间看人很多，但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产业。对这样一个企业做了智能化改造，这真是很出乎意料的。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在5G下有多么多的场景，我们只展示了很小的一些案例，大家看一看。

　　5G将促进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

　　下面我们讲一讲5G之后或者新一代通信技术之后，我们有一个促进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痛点。制造业比重下降得比较快，所以一直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分，中央国务院也多次讲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现代经济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有时候你很难区分。

　　我们刚刚讲的中链平台，制造企业一直延伸到远端的客户服务。长链平台就更不用讲了，它又往前延伸到所有的供应链上去，那么它是哪类企业呢？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服务型制造商和制造型服务商，其实在现代数字技术下，一定是一个融合的企业。

　　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多专业生产性服务。它能促进制造业更高效的发展和快速的迭代，另外能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这也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的一种前景。

　　我还是举个例子，也比较这个实感好一点。这是一个企业叫猪八戒网，大家可能消费者听得不太多。这个企业是一个挺大的企业，我们作为消费者知道淘宝、知道京东，其实这个企业的平台规模是相当大的。

　　他给生产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你开办的时候需要做什么？需要创建，需要注册、需要取名、需要品牌设计、需要文案、需要向社会推介。你在企业生产的时候，你需要钱、需要专利、需要商标、需要版权、要交税。企业运转，需要IT系统，需要很多的东西，你的特色服务，可能需要装修，你开国际会议需要翻译。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的话，自己做这么多的服务，一定水平很低，效率也很差。因为你雇不起那么高的专业的人。所以他可以用专业化的人来提供给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这个企业在重庆，我是重庆的人大代表，所以我很为这个企业骄傲，在这个地方能产生出来全球最大的一个平台化生产性服务企业。

　　它有多大规模呢？总注册数是2200万。共享的人才数，即服务商有1000多万，雇主企业数1000多万，开店的服务商有120余万家，已经有10万多家个人在平台上，由于各种生产性服务到位，被孵化成公司了。它的业务量，为1000多万个买方、雇主方提供了服务，能提供1000多种生产性服务，给3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品牌，给1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logo，180多万次提供了营销服务。给企业做IT系统有80多万次，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有120多万次。

　　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规模的实体经济的话，这样专业化服务平台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它的客户群是我们13亿人，我们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面对的是我们的整个制造业、整个的农业、整个实体经济。一定要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存在、企业存在，这种企业的生产性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么大。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叫做大型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这是一类专业化的服务。

　　还有挺多的，比如我们有提供云端多种服务的生产性平台，航天云是我们比较早的一个平台，它想的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类各种各样的生产性服务都可以提供。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它上面有很多的开发设计软件的工具软件在上面，你的小企业有能力开发自己的软件或者你的智能系统，你可以上平台，用它的基础工具平台开发。它这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用户足够多，这种平台才有价值，它也是面对一个大生产开发商的。

　　我们还有一类企业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杭州有一个捷配，这个企业我没有去过，他们提供了一个材料过来，它是做印刷线路板，给印刷线路板打样，打样环节在企业来讲可能要打几次，然后要打十几次，实际上就是做一个样品看一看，一个企业打样是很分散、很零散的，单价也不高，但是量很大，时效要求又很高，是一个研发级的设计级的订单。

　　这个企业，杭州捷配专业给全球只做这一件事，你可以想象它的专业化程度有多高。它把过去需要五天才能完成的样品生产缩短到24个小时，它的专业化程度是很高的，大体上原来大概需要一周的，现在只需要一天，原来需要300块钱，现在只需要30块钱，它的专业化程度非常的高。我还是讲它需要背对一个巨大的产业规模做小批量低价位的生产，可以做到一个全球化的大企业。

　　还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我也去看过了，我前年听到这企业以后非常感兴趣，这个企业在宁波，叫生意帮，它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企业，这个企业我们此前没有过，据说在全球也没有，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企业。

　　它是干什么呢？利用在宁波产业群特别密集的特点，中小企业非常多的产业群，小企业的特点是生产不均匀，就是来一单我就生产，可能过一段时间没有这个单了，设备就闲置了。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每个企业中间会有一些闲置设备，它就利用这样一个背景来做一种业务，就说我接单，接完单以后，在区域内的这些小企业中进行询问，我需要的设备谁有空闲？我把这些设备组织起来，有空闲以后我就现场组织一条，叫云端工厂，然后来生产一个专门的产品，生产完以后云工厂现场解散，接了新单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匹配再新组织一个，这企业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是它去年接的一个单，一个共享自行车的企业要到海外推广，所以它要得很紧，它要做一个共享自行车车牌，那车牌有技术含量的，要扫码、解码、收费、停车等等。这个企业就寻单了，需要在50天内生产470万个新型车牌，没有企业能接，这个单要的太快，而且新型车牌的生产不是一个传统的项目。

　　这时生意帮的工程师就开始接下来，开始小批量的生产，生产完以后，觉得这个产品质量是可以的，他就开始组织云生产线了，他组织了56家工厂，153台的闲置设备，因为设备闲着也是闲着，给他用要价就比较低，然后就开始生产。大概40多天就把这些产品生产完了，生产完以后没有新的增量订单以后解散，工厂不要了，下次来了新的订单，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多少，再现场组织，这也是需要背靠一个很大区域内的产业集群，所以在每个时间里，空闲的设备足够组建起不同类型的生产线来生产，才可以做到。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企业，我们也不看了，他这有些数据，他多便宜、多么快，多么高质量的来完成生产过程。

　　我们刚才也举了几个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面对大规模的制造产业，能够做什么样新的服务。我们说一句题外话，因为本身我们是做经济学研究的，我估计今天在线的听众大部分并不做研究，但它确实意义太重大了。

　　后面两个案例，一个是做印刷线路板的，一个是生意帮，这两个案例特别有经济学的价值。马克思、斯密都讲过分工的重要性，分工在多个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很高会带来什么可能？现在的一个经济学者，美国的科斯教授，他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他说为什么要有企业呢？机器设备我们社会化组织生产不是更好吗？企业一旦组织起来，在企业里，有可能接不到单以后，这个设备就会被闲置。而且在企业里，有可能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设备不能够专门针对一种非常细的产品来生产，你不可能有满荷生产能力的使用，也不能够有足够的生产弹性。生产量大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大企业，生产量小了就变成一个小企业是不可能的，弹性也不够，专业化也不够。

　　为什么要有企业呢？科斯提出了一个交易成本，他说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太高，我要搜索哪有现成的设备，我要知道这个企业他有设备，他的信誉高不高？他上一单做的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企业？我不知道他的信任怎么样，我怎么匹配那么多的设备在一起，同时来完成生产过程？他说社会化组织资源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要有企业。虽然假如交易成本为零时，企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化生产组织方式。

　　我们现在回来问一下，数字经济时代，搜索成本、信任成本、匹配成本都大大的降低之后，也许企业的组织形态会发生大面积的变化。如果5G类似这样的信息技术发展的话，这还很遥远，我们等着瞧就是了，但是我想它应该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出现。这是说句题外话。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要各归其位

　　最后一点就是市场和政府在中间要各归其位，这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无论新经济也罢，无论今后的数字经济也罢，大家各自干什么。我们觉得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间，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观点。

　　第一，考虑到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那种创新和迭代的速度，那种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很难讲政府要事先做出一种规划和计划来，一定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我们非常相信这个领域企业的能力，都是从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企业，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第三，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间，一定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在企业很强大的情况下，政府做什么？政府怎么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个时候的市场不足和我们以前讲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之前的市场不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我们讲大公司，这是我们五大类企业。黄的是金融企业，蓝的是通信企业，红的是互联网软件企业，灰色的是石油企业。绿色的是消费企业。到了现在，大的互联网企业、平台企业，就是我们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的变迁。

　　前20年没有我们的，2010年有我们几家，有我们的油和银行。但是现在进入前十大公司，有两家都是数字信息企业。所以我们有全球最好的数字企业，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企业，他们的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在我们刚才讲的企业为主导，市场为主导，他们能够做下一代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干什么？政府一定要理解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治理的需求，对你该做什么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点一点题，在数字时代，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主导产业的核心增长点。治理要干什么呢？在传统的统计数据之外，你一定要关心能够展示数字企业发展的一些统计数字。这个我们在最近几次中央重要会议上都提出了，要加大对新经济指标的统计和使用。第二，万物互联时代，一定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时代。不要争制造业优先还是服务业优先。其实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你给它一个中性政策，其实一定是融合发展的，最后中出来的话，这个文件讲制造业优先，下一个文件讲讲服务业优先，第三个文件就讲制造业、服务业都要发展，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时代变了。

　　另外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但是应用场景企业是不可以控制的。在以前为什么政府要做研发呢？因为研发风险高，不确定性强，投资多，企业不愿意做。所以这时政府要做研发，企业在产业链上应用。现在变成什么状况了呢？那么多大企业，他们投资做新一代数字技术研发的能力不比我们这些大院大所差，特别在应用层面上。但他们做出来以后，落地落不了。

　　它需要和教育系统连接，它需要和医疗系统连接，它需要和政府治理和城市治理连接，应用场景的落地权力在政府手上。所以这个时候技术开发政策可以交给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要在合理管控下，把这些应用场景能提供给市场和企业，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另外产业的优势来自于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存。这时候产业组织政策，就不能说企业大就一定有问题，企业大有规模经济，但也不能说大企业就不管了。当企业最大，没有监管的时候，企业作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两者中间找好平衡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很多的公共产品，政府的公共机构应该提供或者购买这些产品来为市场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连接万物，必须要给每一个入网物品命名，这样才有可能全网来通用。所以它需要一个身份证。现在产业互联网有一个基础建设，叫标示解析体系。每一个入网的东西，要进行命名，给它身份证。你可以想象我们产业互联网要连接的东西有多少？比如说我们中国信通院，它是我们工信部下边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公共机构，来承担公共服务。比如它要给海尔的一个产品命名，这是它的一个解析系统，它用数码把产品在物联网中进行唯一标识，光信通院一家已经超过20亿个，这个从企业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公共产品，政府多做点这样的事情。

　　除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之外，数字技术的治理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非常简单地看一下，面部识别技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它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寻找走失的儿童、无人机抓拍违章、在张学友演唱会抓逃犯。

　　但是，面部识别技术也可以被非常不当的使用，比如它可以通过微型武器，你把想找的人放进去以后，到处去找你，他可以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来精准的攻击，这种技术的应用有好的，也可能有很不好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来想一个很好的治理措施，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防疫中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有正向的作用。很多国家都允许临时条款，因为在国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但在疫情中，大家认为是应该更加开放的使用，今后要不要常态化？这也是政府需要及早考虑的一个问题。

　　时间原因，最后总结一下，第一，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力面临多方面重要机遇；第二，我国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第三，数字经济对疫后复苏、吸纳就业、消费迭代、产业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国际竞争力提升等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市场是基础性力量，政府和企业要各归其位，所谓其位是数字时代各自的位置，产生合力，促使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