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媒体纷纷注意到,中国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应对抗疫大考。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和社会“免疫力”,更可能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全新增长源。
在国际媒体眼中,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法新社报道了8.5亿移动互联网消费者如何挽救零售业,《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位盒马鲜生骑手在武汉为线上顾客运送食物和希望,西班牙《国家报》报道了5000万学生在“钉钉”上复课,《南华早报》报道了一家八成线下门店关门的连锁超市如何实施数字化火线转型……
一边是冷清的大街小巷,一边是火热的线上云端,这一“冷热”并存的戏剧化场景,是特殊时期中国经济数字化活力的映射,也预示其仍待开发的巨大潜力。
数字化技术和应用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发挥了多层次、多维度作用。
首先,数字经济托底作用显著。在2003年非典时期尚不存在的网络零售,如今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逾四分之一。除在线零售外,云端办公、学习,线上观影、看展,在线游戏、娱乐,以及O2O外卖等在疫情期间均实现爆发性增长。
其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防疫提效。对流动人员的“码上管理”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AI算法和云计算缩短了疑似病例基因分析和CT影像判读时间;在线问诊、发热门诊地图等应用程序便利病患就诊;地方政府和企业采用的“数字防疫系统”在精准防疫同时加速了复工效率。
再次,数字化抗疫也实现了治理增益。和非典时期相比,中国更大的经济规模、更多的流动人口、更多元的需求结构给现代化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借助数字化力量,敏捷治理和精细化治理成为可能。例如,疫情期间的“不见面审批”、通过数字平台提供政务服务、通过“五色图”等疫情地图差异化引导复工、通过“三色码”进行区别化人员管理等。
经济托底、防疫提效、治理增益——在应对疫情期间,数字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免疫力”。而令这一切在短时间内得以发生的前提,是非典以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壮大,以及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数字平台企业的异军突起。
疫情之后,对企业来说,数字化战略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这不仅涉及生产、物流和销售渠道的数字化转型,更涉及与之匹配的组织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大众来说,数字化的意义也将不仅限于网上消费和娱乐,还包括数字化学习、沟通、工作等在内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对政府来说,数字化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一环。
回顾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催化剂,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成日本汽车业崛起,而全球气候危机催化新能源产业大发展。危机和发展总是结伴而来,因为危机带来变化,而变化孕育发展。
变化已经发生。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经济的数字化升级是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一跃。环顾全球,数字化转型也将成为继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又一次国际发展竞赛的突破口。拥抱数字化,加速跑,莫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