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如何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确保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也成为各地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典型的人传人特征，加之潜伏期长和隐匿性强，为防疫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除了要加强农村和社区的基层管控力度，还需要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让数据多跑腿，并服务于精准防疫和决策支持。
在搜寻和定位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方面，大数据技术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多次提到。
1月28日，她接受央视《新闻1+1》专访，指出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应对无症状感染者和无意识的密集接触者。她指出，“这个事情给我们预防带来很大难度，但现在我们有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大数据的信息化手段，就是你本人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是感染者，但是大数据它会告诉你，你作为接触的人可能是疫情感染者。……现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把每一个人的流动情况可以摸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同SARS时不一样了，有这样好的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它的作用来更好的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
1月29日，李兰娟在受访时再次指出，“现在社区力量的发挥力度很大，我们现在提倡借助大数据信息化的手段，进行信息收集，帮助找到传染源。”1月31日，她对海南连线受访时强调，“要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监控手段，把有疫区接触史的人，包括他周围有过接触史的人，通过大数据的调查进行明确。”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希望获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面信息。当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来自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时，人们都在关注2019年12月曾经逗留该市场的人员有多少，他们去了哪里。当武汉市长周兴旺透露春节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时，人们想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其中有多少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当湖北省以外的省份出现疑似和确诊患者时，人们希望了解这些患者去了哪些小区和场所，哪些人可能同他们无意识地密切接触了。
来自铁路、航空、电信、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方面汇聚的大数据，为搜索和定位来自武汉特别是华南海鲜市场的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提供了决策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民众的顾虑心理和恐慌情绪。在1月30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铁路集团客运部主任黄欣表示，“铁路部门一直高度重视提供旅客的信息，我们为了提供这些信息，专门成立了数据分析的团队，向各级政府的防控部门依法规范提供信息。”显然，这些方面的数据为各地区摸排流动人口并缩小搜索范围提供了精准指南，也为有效提高疫情防控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与此同时，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企业利用平台数据和计算能力，为医疗物资调配等提供技术支持，大大助力疫区医疗物资短缺问题的破解。
大数据助力“互联网+防疫”模式
同17年前的非典相比，我们这次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虽然仍然有面对未知问题的同样紧张，但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则为我们开启了“互联网+防疫”模式，使我们在防控疫情时的效率和效果都得到了空前增强。
我们看到浙江省政府利用手机App“浙里办”，很快就建立了新型病毒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凸显了当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能力。该平台包括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互联网医院新型肺炎通道、居家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集中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信息发布与健康教育、网上智能问诊与人工服务等功能模块，使人们可以“一个平台”搞定防疫。
我们看到江苏省无锡市民卡服务微信公众号开通了无锡“疫情防控一点通”服务平台，实现了“疫情防控一点通”，使当地居民做到“疫情有数，防控有术”。从该平台可以看到自我申报和疫情线索等功能模块，居民还可以查询无锡本地的实时疫情地图。
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开发了中国疫情动态地图，而“蔚蓝地图”将其精细化到地级市层面，使每一个关心疫情的人可以准确定位和及时查看疫情动态。1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易智瑞公司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分布系统，为人们查询信息提供了权威来源。
当人们在担忧自己所乘坐的航班和列车是否存在病毒感染风险时，可以登录无糖信息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工具。只需要输入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和时间，就可以精准查询自己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否有确诊患者，并可以据此及时自我隔离医学观察。这些查询信息都来自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想了解详情的可以点击链接确认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腾讯较真辟谣专设疫情防控专题，对涉及疫情防控的相关谣言进行权威辟谣。
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的防疫价值
虽然大数据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挖掘。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之更好地助力疫情防控，需要在如下方面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共享、挖掘、利用和增值。
首先，大数据要实现跨部门的共享共用，才能最大化其潜在价值。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并没有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在采集疫情相关数据方面仍然采取的是手工作坊式的人海战术。比如，通过打电话、微信群等方式填报数据并逐级上报。这使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打架”，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也难以实现。很多部门为了获得数据经常需要重复采集和多次返工，大大降低了防疫效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疫情防控一线的基层干部饱受形式主义的困扰，各个部门要求重复报送各类表格。有受访者坦言，“明明是同一件事，却有六七个部门要求报六七个不同的表格”。这反映出不同部门之间没有共享数据，既增加了基层负担和干部空耗，也使数据不对称和不一致的风险加大。如果能够像浙江省等地那样采用一张表单进行数据采集，并为各级各部门提供数据采集和使用权限，那么就可以解决跨部门的“数据烟囱”问题。
其次，大数据的核心在于互联互通，即通过个人识别码将不同部门和领域的数据加以互联，从而更加精准地对人群进行“画像”。比如，一个人乘坐网约车、使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并乘坐了火车或飞机，那么就需要将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联结起来，才能对其进行精准画像和定位。但是，不同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是割裂和分散的，并没有加以有效整合并用于疫情防控。比如，很多铁路旅客提供的实名信息并不包括住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这使其提供数据的可用性大打折扣，即便知道谁感染了病毒或密切接触了患者也无济于事。直到2月1日，铁路部门才要求购票人在购票时提供每名旅客的手机号码，以便于及时取得联系。
过去我们经常说政府掌握了八成的数据，但是这个说法需要进行修正了。与企业存储的数据相比，政府掌握的数据“小巫见大巫”。目前大数据主要掌握在电网公司、铁路集团、电信公司以及各类互联网公司，而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无论在量级、更新频次和复杂性方面都无法比拟。对于这些企业采集的个人数据，在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仍然还有争议。但是，如何推动互联网公司和公用事业企业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公益组织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开展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是大数据助力防疫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再次，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要向社会公开，使企业可以据此开发更多的应用功能，并将其同其他数据联结后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福祉。与此同时，民众也能够通过政府部门开放的数据，更加及时了解讯息并避免恐慌情绪。
在公开的目的、形式和用途等方面，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不同。信息公开主要是为了增强政府透明和问责，而数据开放则意在通过政府数据创造商业和公共价值。数据开放意味着政府开放的数据是细颗粒度和可机读的，并能够同其他数据集互联互通，从而进一步开发利用数据价值。但是，目前政府数据开放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防疫需求有很大差距。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的研究显示，目前各地卫健委在发布疫情相关数据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同政府部门格式化的信息发布相比，企业和民众更希望获得定制化的、及时的、细颗粒度的和可编辑的数据。这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采集和利用政府数据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民众获得同自己最相关的信息。为此，同疫情防控相关的政府部门应结合政府数据开放要求，尽快改进信息公开方式和形式，使之更好地服务于防疫工作。
此外，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数据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数据泄露的风险。此前已有报道，部分地区采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信息，但是却没有有效保护，致使这些敏感的个人隐私信息外流。特别是来自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人员，因为信息泄露而受到人身攻击和“污名化”。因此，政府部门和企业在为了防疫而利用大数据时，要将保护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个人隐私放在首位，避免因为隐私信息泄露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最后，大数据不是万能的，我们还需要同时采取其他常规措施，双管齐下地将大数据的潜能进一步释放。大数据看似精准，实则仍然是概率估计，至于密切接触者是否感染病毒，仍然需要线下人员的排查和追踪。比如，浙江省和杭州市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等手段，精准滚动排摸相关人员，严防疫情跨界输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应用案例。
除了大数据，我们还需要挖掘和利用“深数据”。大数据覆盖人群广，数据量大，但是采集的数据可能是表面的肤浅信息。深数据是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方式获取的非结构化数据，涉及的人少，但是掌握的信息却更丰富。城市社区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一些家庭甚至门到门都彼此不认识，需要大数据定位和社区摸排。农村地区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左邻右舍相互熟悉，小数据就可以一清二楚。将大数据与深数据结合起来使用，对于提高防疫决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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