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日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即日起，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知名专家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安排进行解读分析，以飨读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角度出发，更好发挥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技支撑作用。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面临许多新特点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推动我国社会治理重大转型，社会治理体系面临数字技术的重构。大数据正加速一切社会关系的足迹集合，并通过拓展平台功能、优化服务体验、创新应用模式，逐步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行动反应迟缓、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相比以往，未来社会治理更加强调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尤其在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构建、治理工具、运作机制等方面具有许多新特点。

　　第一，社会治理体系的平台化特征更为明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而且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权责，但参与方式更加依靠应用平台支撑。社会治理体系的平台化，不仅体现在组织扁平化，而且也对治理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把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信息、渠道移至互联网平台，倒逼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推进基层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全面实现基层信息收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评价反馈、督查考核的全流程、在线化闭环管理，把中心化的社会管理推向多中心化、网络化、全覆盖的社会治理。

　　第二，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大数据支撑，信息决策沟通反馈将以标准化的数据方式实现，社会治理重心逐步由后端管理转向前端预警、由具体部门转向基层网格。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数据的聚集、贯通、应用，还要对数据自身的权属界定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实现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的根本前提。未来治理工具的使用，将依托平台加快数据共建共享共用，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从数据碎片化到数据关联化、应用条块化到应用协同化、服务割裂化到服务一体化的转变。

　　第三，依托数据的主体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数字化转型并不意味着治理分工的消失，而只是依托数据实现传统分工的转变。未来在社会治理框架下，各参与主体不仅是数据信息的采集者、数据应用的分享者，更是数据治理的决策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基于参与主体功能性分工的共同体规范框架，而不是传统部门管理职责。相比而言，主体功能性分工更加注重数据开放，通过数据、管理、业务、技术四类标准规范建设，进而提高社会治理分工效率。

　　第四，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方式需要数字化转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当然也离不开特定的实现方式。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依托数字化转型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下，通过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覆盖全国的基层治理平台“一张网”。在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有力协调各方树立线上线下数据集成“一盘棋”思想。在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基层善于自我完善的创新精神和数据参与治理的特殊作用。

　　数字化转型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浙江省围绕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职能配置，探索构建功能集成、县乡协同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四个平台”建设作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长兴县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打通信息壁垒为突破口，率先建立CIG平台，有效解决了多头建设缺乏统筹、信息资源缺乏联动、共享互通缺乏协同等问题，在提升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进行了有益探索。特别是精准决策、精明管理、精细服务等方面成效明显，进一步提升了及时预判、协同联动和应急处置能力。

　　比如在太湖街道陈塘村试点推出出租房屋“智能门锁”应用，就是将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运用与警务动态管理有效结合，不仅解决了流动人口底数难掌握、房东责任不落实、管理合力难拧紧等管理难点，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网格员的工作效能和一线警务资源配置能力，从而实现数据精明管理。主要做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打破系统壁垒实现数据实时报送。房东与租户达成租赁协议后，通过手机APP或蓝牙发放电子钥匙，承租人通过人脸识别在手机应用中完成注册，提交姓名、人像、身份证号等信息并实时传输至公安机关信息平台，快速完成入住，有效实现居住出租房屋实名制信息登记。与此同时，在现有系统后台的研发基础上，加速完成与“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信息管理系统”和“派出所模块”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数据实时报送、同步变更、自动核查的效率。

　　二是通过信息互联共享确保管控及时到位。坚持“统一入口、一站分流”原则，实现与CIG平台的共享互联。通过对租房和流动人口相关信息，房管、工商、税务、计生等部门登记信息，水电气、电信移动用户信息等信息及时融合、对比、交互及研判运用，形成汇集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轨迹信息、物品信息、图像信息、事件信息于一体的大数据库，实现对异动人员的精确查控。

　　三是通过拓展功能应用更好服务流动人口。积极践行“最多跑一次”理念，拓展智能门锁手机APP的服务应用功能，实现居住证申领“零跑”的办证服务。打造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为流动人口提供出租房的水、电、燃气等费用查询和缴纳接口。提供本地各类企事业单位招工信息，实现网上报名，提供背景审查等服务。此外，还对锁具技术安全质量进行投保，保障使用人人身、财产安全，增强使用者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共同体。浙江省长兴县依托CIG平台的实践探索各有特色，都充分体现了大数据推动县域治理的模式创新。第一，CIG平台采用“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通过按需聚合的方式实现互联互通操作，所有数据在建设和使用中不断组合，一方变动、多方更新，业务流转过程自动实现对比、分析、清洗、更新，保证了数据的鲜活。第二，以联通融合为抓手，着力统筹部门资源、整合应用系统，构建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通过一个“接口”联入CIG平台，构建可以相互调用的共享“数据池”，最终形成统一的“客户端”。第三，在县域治理实际应用中，基于CIG平台打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和支撑平台系统，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也相应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第四，在市县级平台基础上增加特色应用，深度挖掘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特色管理模式。通过再造行政流程和运行方式，实现权责利统一、人财事配套，属地化管理、常态化服务，打造“重心下移、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平台。

　　新形势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虽然各地在运用大数据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地区的数据处于“休眠”状态，数据归集质量较差、数据应用还不够充分。平台功能过于单一、模块化不强，基层社会治理相关信息很难自动输出和利用，与各地自行开发的信息系统缺乏深入融合。基层工作人员使用的移动端应用众多，且不同政务移动端应用专网运行。一些基层平台缺乏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性化设计，系统交互性不强、传送效率不高。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科技支撑作用，坚持人民群众需求和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基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框架，打造以数据驱动、平台应用、人机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新模式。

　　第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构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框架。从系统治理角度看，必须聚焦未来数字化转型趋势，善于从若干关联性数据中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架构，推动省、市层面下放权限，做好部门业务联动与统筹协调，着力在信息共享机制和治理变革模式上创新突破，为实现社会治理数据贯通提供技术支撑，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第二，以数据共享为前提完善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规则。从依法治理角度看，除了具体治理手段要求合法合规，在治理行动之前的数据标准和运行规范也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则，这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的前提。因此，改进社会治理必须进一步完善数据的获取方式，从技术架构和数据源两个方面建立数据标准并以法律法规形式固化。

　　第三，促进各个领域之间社会治理的数据贯通与集成。从综合治理角度看，就是坚持“上下联动、逐级打通”的原则，而不需要新建类数据库，确保实时汇聚和传输各部门的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基层治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数据有效对接，从而提升综合分析研判能力。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推动“雪亮工程”、智慧城管、智慧安监、智慧消防等领域数据的综合集成。

　　第四，充分利用数据溯源做好社会治理的有效防范。从源头治理角度看，必须坚持以防范化解风险为着力点，从风险源头着力强化防控机制，增强社会治理的可预见性。这就需要基于历史数据的精准预测，同时做好数据溯源工作，推动社会治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防范转变。此外，随着信息数据在更广范围的开放共享，还要做好数据自身的安全风险评估，对高安全等级的数据进行必要的技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