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波：数字经济一定是基于现有产业特色的基础之上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面对这一最重要的经济转型机遇，我国将如何通过制定人才战略激活数字经济的潜能，以打造创新城市和实现城市群发展?

11月10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CIDG)与LinkedIn(领英)中国联合发布《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研究报告》。作为该项研究的主要牵头人，清华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他说，本次报告首次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主要数字经济体和城市集群，通过更高、更宽以及更具对比性的视角，分析数字人才在不同行业、地域数字经济体中的现状与渗透效应，洞悉不同地区和城市如何基于数字人才建立起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首次覆盖全球11个城市集群

从2017年起，清华经管学院与领英携手相继发布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数字人才驱动下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据陈煜波介绍，第一份报告是从综合维度客观了解中国不同行业、区域数字人才的发展情况;此后分别聚焦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画像分析这些区域数字人才的优势、不足以及流动性;《数字人才驱动下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是从人才的角度看我国数字化转型现状趋势和人才流动的情况。

“基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与领英过去对中国数字人才、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基于人才的视角相对全面、深入的分析，我们希望再跨一个台阶，从数字人才的视角纵观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希望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比，找到差异、审视自己，寻求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陈煜波说。

至于为何从城市群角度进行研究，陈煜波解释道，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但城市化更多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人才是最关键的要素，数据从全世界均可获取，最重要的是人在哪里能够发展数字经济。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发展，人才不一定完全聚集在一个城市，因为创新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网络效应和集聚效应，人才也不会在全世界到处分散，在一定的地理边界范围内发展是必然趋势，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从这个角度看，领英的职场社交数据可以帮助更好的洞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此次选择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旧金山湾区、圣地亚哥、德国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在科技、制造、金融、医疗、数字经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陈煜波说。

发展数字经济要基于产业特色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人才在ICT基础行业和ICT融合行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基于对11个城市群的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数字人才在ICT融合行业的比重高于ICT基础行业。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正在从ICT基础行业向包括制造、医疗、金融、公司服务、消费品、教育、传媒等传统行业延伸。

陈煜波认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要坚持自己的定位，数字经济一定是基于现有产业特色的基础之上，要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数字化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生态系统，仅聚集在某些领域不能全方位推动。

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例，《数字人才驱动下的行业数字化》报告发现，制造业的数字人才来源主要分布在软件与IT 服务、计算机网络与硬件、消费品、公司服务、医疗等行业。其中，软件与IT 服务人才占比35%，是制造业数字人才最主要的来源。此外，前沿数字人才(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才)也在数字制造业占据一定比例。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基于云平台，把制造业变成生产服务性的商业模式。因此，无论智能制造还是发展工业互联网，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均需要多方参与，既需要ICT 基础型数字人才，也需要在其他传统行业深耕的融合型数字人才，只有两者兼备，才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更深层次发展。”陈煜波说。

该报告还通过分析数字人才在城市群(城市)之间的流动，探究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知识迁移和国际联通，特别是中国几大核心城市集群的发展优劣势、以及与全球其他城市群的紧密关联与发展机遇。各城市群更偏向于向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群流动，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数字人才对区域外的流动比例超过区域内。

陈煜波认为，与长三角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清晰的差异化不同，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天津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体量，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借鉴德国的某些城市，但面对其他两个经济圈数字经济的吸引力和发展态势，如何吸引数字人才值得思索。未来我们的研究方向将基于动态的数据，更加聚焦。陈煜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