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获得强劲复苏和发展,“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特征的“新经济”逐步产生并快速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曾指出,美国经济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传统经济,知识经济和“新经济”。传统经济指制造业;知识经济指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等产业;“新经济”指以网络、信息和通讯技术为主体的新兴产业。
在专家看来,发展新兴产业是各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普遍选择。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供需矛盾逐步积累之后,供给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在经历滞涨之苦、面对金融危机时也同样通过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来点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促成新经济出现的现实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科技型、创新型经济。
“新经济”=经济全球化 +信息技术 +知识创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其经济运行态势为高增长 +低通胀 +低失业率。
“新经济”源于美国,但新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希望通过发展新经济、新兴产业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
近年来在中国“新经济”内涵更为丰富,“新经济”早已是热潮涌动,渐成规模,诸如“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等,都在推动着新经济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李克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很广泛
2016年,“新经济”被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十分广泛,涉及第一、二、三产业,不仅包括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以及第一产业中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要培育新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姚景源:“新经济”内涵广泛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学会副会长姚景源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的变化,产生的新的东西都可以叫“新经济”。“新经济”不单是指互联网。
姚景源举例说,农业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活动都应当叫做“新经济”。另外,尽管第二产业现在成就辉煌,但也存在大而不强、缺少核心技术的问题。解决第二产业核心技术的这些经济活动也都是“新经济”。要向走向中高端,最重要的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传统的服务业能够升级改造。在服务业改造升级过程的诸多经济活动也都可以叫“新经济”。“互联网+”可以“+工业,+商业,+服务业”,现在也可以“+”整个政府的工作,政府的管理。所以说到底,“新经济”就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增长点。以消费为例,消费的特点就是消费升级。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文明状态的提高,消费是逐步升级的。随着衣食住行的升级,人们对物质商品的消费得到基本满足以后,对精神文化需求增加,所以现在旅游成为“新经济”。从春节期间的电影院票房看,大年初一全国电影院收入6.6亿,年轻人都到电影院去,这是“新经济”。“新经济”还包括老的经济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比如“吃”,过去以吃饱为主,现在是吃营养、吃健康,所以营养、健康、食品生产也是新经济。“穿”也是这样,本来衣服的使用价值是遮体避寒,现在走向品牌,品牌是文化。
发展“新经济”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措施
新旧动能转换是指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旧动能,是指传统动能,它不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
提到新动能,人们会联想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等“四新”,从无到有毫无疑问是新动能。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新旧动能转换,都离不开对存量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存量的制造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未来通过新技术、新业态将存量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蕴含着巨大的新动能。
“新动能”的内涵更加广泛,需求端(例如:消费能力提升)和供给端(例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或新产业形态)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出现“新经济”,并将“新经济”和“新动能”联系在一起。报告指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经济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如果将“新动能”对应“新经济”,那么“旧动能”应该对应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既包括“两高一剩”产业,也包括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下降的对外贸易。对于“旧动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可转换为“新动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取代投资、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景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
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推动“互联网 +”深入发展, 并首次明确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要求。从互联网到 “互联网 +”,再到数字经济,其发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互联网是新兴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互联网 +”强调的是连接,是互联网对其他行业提升激活、创新赋能的价值迸发;而数字经济呈现的则是全面连接之后的产出和效益。即“互联网 +”是手段, 数字经济是结果。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行业通过“互联网 +”实现跨界融合,带来数字经济的大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化。根据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统计制度,准确界定数字经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中,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互联网零售、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几乎全部架构于数字化之上的行业,可看作数字经济范畴。数字经济难以准确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是融合性经济。其他行业因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向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 是数字经济的主体部分,在数字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部分却更难以准确衡量。 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开始更多从经济视角研究数字化问题。2017 年,数字经济首现《政府工作报告》,开启了发展新篇章。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独有特征,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全球数据增速符合大数据摩尔定律,大约每两年翻一番。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 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 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出现后,网络和云计算成为必要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概念变得更广泛,既包括宽带、无线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例如安装了传感器的自来水总管、数字化停车系统、数字化交通系统等。这两类基础设施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新要求。随着数字技术向各领域渗透,劳动者越来越需要具有双重技能——数字技能和专业技能。但是,各国普遍存在数字技术人才不足的现象,40% 的公司表示难以找到他们需要的数据人才。所以,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成为劳动者在就业市场胜出的重要因素。提高数字素养既有利于数字消费,也有利于数字生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人类社会、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日益融合。随着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人机物”融合的信息物理生物系统,这一系统改变了人类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更强调人机互动,强调机器和人类的有机协作。信息物理生物系统推动物理世界、网络世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构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新世界。信息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摆脱了固定互联网的限制和束缚, 拓展了互联网应用场景,促进了移动应用的广泛创新。移动互联网自身也不断演进, 从 3G(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4G 发展到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的重点是从移动互联网向物联网应用领域扩展,以满足未来上千倍流量增长和上千亿设备的联网需求。对物联网数据的处理必然需要大数据技术。计算能力的提高、 计算成本的持续下降,以及数据传输、存储和分析成本的下降促进了大数据技术发展。大数据技术推动了物联网的健康发展,使之成为重要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共享平台,推动了商业应用和业务洞察力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大数据自主分析能力。如果不具有智能技术,即使存在所需的庞大数据,也无法对大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分析,无法从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运用将推动物联网发展,实现物联网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是互联网数据记录、传播及存储的新方式,相关数据的分析、解读同样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将相关物品连接起来,也需要物联网基础技术支撑。
“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典型表现
首先,“数字经济”的特征与“新经济”是一脉相承的。“数字经济”对地理位置依赖小,对平台依赖大,受网络与大数据技术影响大的特点,对原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Ahmad et al.,2016)。其次,“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研究表明,信息通讯已经不再单单发挥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还能够在“数字经济”中产生新的价值和利润;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通讯技术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创造了潜在经济增长机会;在数字通讯技术影响下,“知识经济”正在向“互联网经济”转变(Valenduc和Vendramin,2016)。再次,在“数字经济”下,创新的边际成本趋于零,而边际收益不断增长。“数字经济”的产品与传统可见的、排他性产品相比,在经过初始投资后,后期的生产与消费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比如电子书等(Rifkin,2014)。
另外,“数字经济”催生了新商业模式。有研究指出,在互联网数字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减少了流通环节和成本,大大削除了信息不对称性,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能够及时把握消费者的需求,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使之获得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也促进了新的生产、消费和物流商业模式的产生与发展(Brynjolfsson和McAfee,2016)。
最后,“数字经济”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数字经济”下,人们工作的空间与时间发生改变,借助互联网及移动数字通信技术,人们可以远离传统工作区域进行独立远程办公;同时,随着移动数字通信技术的普及,Uber等专用的生产与生活APP软件不断被开发和应用,并催生了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不断改变着原有的生产模式,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Coyle,2017)。
创新驱动是“新经济”的核心内涵
从“新经济”的概念可知,创新驱动是“新经济”的核心内涵(Poutanen和Kovalainen,2017)。近年来,国外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为“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Castiglione和Infante(2014)通过对意大利制造业行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表明,由于某些行业技术创新活力不足,不利于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并进一步证明创新是决定“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Reenen(2011)通过对欧洲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能够在中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创新驱动是决定“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Acemoglu和Restrepo(2016)则从企业层面研究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及就业的关系,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操作会减少人力操作的成本,能够为知识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在中长期保持就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经济”下“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现象。综上所述,创新可以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对一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新经济”经济活动产生与发展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