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甚至杀害父母该怎么办？
2019年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给予关注，并提出相关建议。
2019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是表示：“未成年人犯罪以预防为主，打击不是目的。”
刘守民说，应该通过运用大数据的手段，分析梳理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从根源上进行加强管理。
采访中，刘守民一再强调：“要通过已经发生的个案来检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和措施，是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
对于降低未成年人法定责任年龄和通过收容制度进行矫治，刘守民认为应该慎重。
加强预防
检视法律是否真正执行到位
刘守民说，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主体，身心发育不成熟，首先应该把预防犯罪的工作做好，这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有规定。
在预防保护犯罪的同时，刘守民认为未成年人的权益也要得到保护，要看《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是否落到实处。
“比如监护人应该怎么保护，学校应该怎么保护，社会应该怎么保护，政府应该怎么保护，都是有规定的，”刘守民说，这两部法律构成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一个法律体系。
刘守民说，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的一个困境是，他们确确实实做实做了一些我们从道德、情感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冲破伦理了底线。
比如2018年，发生了多起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杀害自己父母的案件。
对于这些极端的案例，刘守民认为，应该做个案分析，从中检视预防为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上的缺陷和漏洞。“比如说这个小孩的性格怎么形成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是不是没有给他一定的温暖？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对他这种苗头有没有察觉，有没有采取措施？社会关怀、政府职能是不是有疏忽？”
刘守民说，不是说发生一个案件后，就是法律本身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到位。
如何矫治
收容和降低责任年龄都不合适
那未成年人犯罪，甚至是一些极端犯罪，该怎么办？
刘守民说，作为个案，由于未满14周岁，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没有办法追究。
不过在《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对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对此刘守民说，收容制度本身的合宪性已经受到质疑，用一个落后甚至要淘汰的制度去教育未成年人不合适。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在2018年两会上，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今年1月2日，朱征夫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将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收容制度，要剥夺人身自由，这种惩罚的程度并不轻。”刘守民说，还是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把现在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刘守民也承认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青少年面对的诱惑，包括他们本身的发育程度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有人提出，是否可以降低未成年人法定的责任年龄。
刘守民说，通过个案还达不到修改法律的程度。14岁的年龄限定，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如果把责任年龄降低一岁或者两岁，这涉及到很多人，会影响到到整个社会，法律不能轻易的去修改。
“只能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查遗补漏，看看有没有立法上的缺陷，说到底还是一个执法上的问题。”刘守民说。
一个建议
大数据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
接受采访时，刘守民一再强调，青少年的培养或者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放在大社会的背景下去检视。
刘守民提出，可以对未成年犯罪的个案逐例分析，从中找到共性。比如他们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是否收到网络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去找源头。
“现在有大数据了，这可以实现。一定要做这个梳理，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哪，多方施策，明确社会、教育、家庭等各方的责任。反过来通过这些分析，来看我们在哪些环节出了漏洞，就要加强管理，综合施策。”
“未成年人犯罪肯定还是预防为主，这是我们的原则。打击不是目的。”刘守民说，“青少这么复杂的一个群体，也是很脆弱的群体，更应该慎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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