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正在加速推进，今年6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11月提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推动大数据技术创新，携手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长三角区域的数据如何联动和协同发展，如何做到开放和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在12月8日举行的长三角大数据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的专家教授进行演讲和圆桌讨论，为长三角数据联动协同发展提供了极具可行性的方案和建议。
数据为何要联动？
创造新价值 打造新商业模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俞东进提出“三加一大于四”的观点，他认为，数据联动可以创造新价值。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加起来的数据价值是三加一大于四的，通过三省一市更大范围的数据融合，可以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规律，创造以前没有实现的商业模式，从而实现新的价值。
“分散的数据造成了信息孤岛”，科大讯飞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谭昶则进一步补充道。他举例称，在上海市工作交社保的安徽省居民，在安徽没社保也没有公积金，没办法办买房子。现在无论是企业数据共享交换联通还是政府的数据共享和应用，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数据联动的意义重大，但是目前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一些困难。俞东进对此表示，第一点，医保和民政数据如何进行关联，上海、安徽、浙江、江苏等数据如何关联，这些跨时空、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据关联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二点，则是现阶段由于法律、信用的缺失，真正的数据联通做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江苏满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满满大数据总监罗竞佳也提出了看法，第一点，他认为企业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估值，其实最有价值的是数据资产，但让企业分享数据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这是没办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第二点，数据打通后会产生很大的安全风险，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将要干什么，你害怕什么，这会非常危险，可能就是各种科幻片里面的现象会进入现实里面来。数据一旦用不好会对整个社会都有挑战。
数据如何才能联动？
建立合作协同机制 发动市场引擎
上海市经信委大数据发展处处长裘薇认为，信息基础设施是数据流通的基础，因此首先要搭建联动的基础环境，今年经信委已经开始在考虑长三角和三省一市的基础规划。其次是策划长三角地区可以一起实施的重大项目，比如说，在长三角的医院看病，可以实现异地看病、异地结算等些社会堵点问题。最后则是生态环境的营造，如已连续举办3年的SODA大赛，通过各类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开放的数据，把数据开放出来以后，引起大家对长三角数据联动的思考和共同的参与，能够发挥社会各界对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参与热情。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琚春华则认为，一是要建立合作协同的载体，例如长三角未来的地铁全部通过支付宝可以实现，不用票就可以各打通，这就是一种载体，二是政府体制机制的创新，他认为长三角地区各个政府需要协同推动政策落地，驱动市场引擎的发展。
裘薇进一步补充道，今年11月上海已经发布了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的管理办法以及政府规章，其中提到了对公共数据的开放原则性要求，下一步将会对公共数据进一步做立法规范，如政企数据开放的范围、开放的规则、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立法规范。 并且，从政府的应用层面来说要率先围绕一些堵点问题进行应用，梳理出在推进共享过程中遇到的几大堵点，从一些单点应用开始，逐步解决实际具体办事中的问题。她以电子证照的推行举例，电子印章的互认，在解决政府办事以及企业交易过程中，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谭院长则从宏观角度小结道，他认为整个数据流通协同的过程应该是：先进行顶层设计，接着“摸清家底，定好规矩”，最后则是应用牵引，使价值落地。
国外情况如何？
新加坡“迷你巴士”项目带来的借鉴
对于国内数据的开放，上海数据交易中心COO申翔宇表示，目前存在4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信息下载，这是非个体数据，比如说政策文件、统计数据、经济数据、城市数据等社会公开的数据可以下载。第二种形式——自查自用，这是个体数据，如市民查询自身户籍信息，企业查询自身各类证照信息等。第三种形式——他查他用，也是个体数据，如征信过程中金融机构授权查询市民信息。第四种形式——融合计算，也是个体数据，如通过银行收支情况，判断信贷白名单，把几家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判断。
同时，来自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的执行副主任刘新萍对国内整个数据开放的情况进行了阐述，总体不是很乐观，在省级行政区里面，除了港澳台一共31个，目前只开放了十个地区，副省级城市和地市级城市，目前只开放了47个。其中的问题有，开放平台的数据质量格式生硬，不利用使用，高价值的数据集比较少导致平台使用率低，开放数据的法律法规建立不够完善。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项目主任教授金耀辉也表示，欧盟有GDPR，但我们国家在网安法出台之后，目前对数据违规使用的处罚力度依然不够大，他认为好的应该鼓励，违法的要进行处罚，这样才能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态。
来自AWS政企事业部业务的拓展总监郑丽，从新加坡的案例进行了阐述。以新加坡为例，目前已有60多个政府部门开放的8700多个数据集，统一免费对公众开放，是比较早建四大数据中心的国家，他们建成了SG Space项目，把政府数据打通，最先提供统一地理数据平台服务。此外，民众创新力度和积极性被充分激发了，和SODA大赛类似，新加坡也有这种项目，政府出钱基于政府的数据让民众做创新应用。她以印象比较深的“迷你巴士”项目举例，居民可以下载这款App，点选自己家到公司的路径，如果政府发现很多人都选了这个路径，就会开一个迷你巴士，如果供不应求，就开一个公交线，甚至地铁线路的设计和民众的需求都是充分连在一块的。
对于数据归属问题，她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居民健康档案，我国现在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看到所有的电子病例和健康档案信息，但在新加坡，明确了所有个人健康档案数据是属于个人的，由个人向医疗机构发起请求，要求把数据存在个人健康档案里面，数据归属明确是在个人平白上，这些数据不会作为医疗纠纷的依据。另一个例子是AWS责任共担模型，AWS只负责操作系统以下的部分，硬件、服务器、机房，但是操作系统以上的，用户名、密码等等，只会提供一个物业的门，用户进入家门的钥匙只有用户自己有。
安全如何保证？
亟需营造安全体系
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项目主任金耀辉教授，从金融应用领域发表了看法。他更多的是希望open api（开放接口），同时数据可机读应该是一个标准，但单靠政府来做到机器可读数据开放工作量太大，因此需要营造一个体系去做成这件事。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总体部战略合作处的处长刘鑫则认为，开放数据服务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数据孤岛打通后形成数据湖，里面可以做一个平台数据中台来支撑，外面生态上的企业做应用，就可以像一个小管子一样插到数据湖里面，通过平台把这些数据抽出来，得到一个结果，不把数据拿出来，这样既保证安全，又可以让数据间接开放。
但来自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的执行副主任刘新萍更同意开放原始数据的观点。对于以数据产品的方式进行数据开放，她不太赞成这个观点，以大米和蛋炒饭的例子，她认为，大米就是一个产品，蛋炒饭是一个数据产品，如果说我们开发出来大米就可以做粽子，也可以做米饭白米饭或者各种米饭加工产品，她希望从应用者角度来说，希望更多开放一些原始数据。同时她也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有目的的开放，可以基于一些小的场景，建立一个更加有保障性的协议来推进数据开放工作。二是培育开放的文化，三是促进更多真实数据的融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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