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案例：公安机关查货一个毒贩涉嫌贩毒336。3g，但最后法庭只认定了10g！到底发生了神马？
且听分解——
2016年底，被告人周某某超涉嫌贩卖毒品罪，毒品重量336。3克。然而，由于公安机关没有提供查获毒品的搜查证和扣押证明，法庭只认定了抓捕时从被告人身上搜到的10克毒品，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周某某因为侦查员的疏漏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事实上，疑罪从无的原则早已确立，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定一直都有，为什么冤错案件屡屡曝出，违法取证、不规范操作的情形一再发生？为什么总有案件需要公检法三家协调“消化”处理？贵州省贵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孙贵丽认为，从贵州省近五年来5000多个发回重审案件中分析总结，关键问题是司法办案理念陈旧，并缺乏切实有效的制约监督手段。
据介绍，在贵阳市全部刑事案件中，盗窃、抢劫、毒品三类案件占到80%，属于多发性案件。通过分析发现，不重视搜查扣押手续的完备，这类问题以前一定程度上存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014年11月，中央政法委正式批复同意把贵州列为全国第一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12月4日，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从而拉开了贵州司法改革的序幕。试点中，贵州省积极探索运用科技手段，依托大数据智能办案系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让庭审切实发挥检验作用，通过审判程序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公检法三机关办案人员树立案件必须经得起庭审检验、法律检验的理念，实现司法公正。
由于公检法三家都有各自的信息化办案系统，而数据标准和保密级别各不相同，一直无法进行案件流转。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底，贵阳市委政法委在贵阳市花溪区试点开发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要求公检法三家应用该系统进行案件流转，实现“一把尺子”办案。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分为公安业务部分、检察院业务部分、法院业务部分三个模块，每个模块都设定了完整的责任流转条件，如果没有完成该环节应该具备的条件，则该案件无法流转到下一个环节，平台也会自动推送给具体办案人员，限期补充完善通过上述流程的设定。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倒逼公安机关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依法规范地收集、固定、保存、移送证据；检察机关有效发挥对案件侦查的引导，从应对法庭调查、质证和辩护人挑战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人员搜集、固定和提取证据；法院充分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环节的制约和引导作用，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最大限度减少错捕错诉和错判案件的发生。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强介绍，“机器它和人不一样，人可以给你耍赖，可以给你讲沟通一下、协调一下，而机器嵌入办案中需要的内容，如果缺少必要项，就进入不到下一个阶段，这样的话就少了部门与部门之间扯皮的事。”
通过将实体案件信息、案件办理流程信息碎片化，将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信息碎片标签化的方式，形成计算机可以识别和管理的案件要素，经过计算机的记忆运算，积累到一定阶段，可以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办案指引、证据指引。
贵阳市将2015、2016两年办理的盗窃、茜姐、故意伤害、杀人、毒品“五类案件”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退侦、存疑不起诉，因证据不足建议补查补证后下判、发回重审、改判的案件全部进行了证据问题的分析解构，以此为司法实践基础，将办案证据指引、办案流程和办结时限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数据标准，并开发建立数学模型嵌入“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
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证据指引模型，这个应用对于通过社会招警刚进入公安队伍的一线侦查员来说，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区分局民警熊国健介绍，“至少我们在证据的种类方面，或者它需要多少证据，我们心里面有个底了，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经过贵阳市花溪区5个月的试运行，共办理刑事案件320起387人，同类案件的办案时间同比缩短30%，因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率同比下降25.7%，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同比下降28.8%。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带来的是司法办案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而大数据司法办案流程的再造则将这种理念的转变体现到了办案实践当中。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一线干警要求将司法办案标准、刑事证据指引融化到公检法各家的业务系统中，融化在公检法各家的日常工作规范之中。
孙贵丽介绍，嵌入证据指引模型的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正在贵阳全市逐步推广应用，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全方位应用，切实加快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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